关学曾与北京琴书

    北京琴书作为一种传统音乐形式，流行于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是大鼓曲种之一，属于中国北方曲艺，现已列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是一座具有包容多民族文化胸襟的城市，这座城市曾经涌现出了众多赫赫有名的少数民族曲艺名家。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关学曾是满族人，1922年出生在北京，十二岁那年，出于爱好，也为谋生，投在常德山门下学唱“单弦大鼓”。“单弦大鼓”的前身是清代道光年间兴起于北京大兴和河北廊坊乡村的“犁铧调”，至清朝末年演变成为“五音大鼓”，其表演形式是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持鼓楗敲击扁鼓，以三弦、四胡、扬琴、鼓板伴奏，加上演唱，合为五种声音，故又称“五音大鼓”。

    曲艺这种传统音乐，其早期的创作者、表演者和观众大多为农民，乡村逢年过节，或集市庙会，便是乡村艺人演出的日子，他们现场即兴演唱，自娱娱人。赶上灾荒，乡下人进城沿街乞讨，乡村艺人就卖唱作艺，养家糊口，城市市民又成为其新的受众。城市为曲艺艺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新环境，曲艺艺人也为城市奉献了新的文化娱乐形式。

    艺人常常流动行艺，存在语言问题，因此艺人不能只用方言演唱，而要学会使用各地观众都能听得懂的官话演唱。早期的“单弦大鼓”或“五音大鼓”艺人来自大兴、廊坊一带，演唱时带有当地口音，为了适应观众，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单琴大鼓”改用北京语音演唱。早期的段子以长书为主，唱腔中兼用说白，具有似唱似说的特点。

    十九世纪末，北京和天津城里已经有艺人演唱“五音大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的广播电台开始邀请“五音大鼓”艺人录音、广播，并兼做广告。为录播节目方便，去除了三弦、四胡，只用扬琴伴奏，因此“五音大鼓”又改名为“单琴大鼓”，又名“扬琴大鼓”。但在书馆、庙会演出，因人多热闹，只用扬琴，音量太小，又加入四胡，后来又改称“琴书”，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北京解放初期。

    关学曾是“单琴大鼓”第二代传人，他后来拜“乐亭大鼓”艺人石金荣为师。石金荣擅长说长书，当时，说长书分为两条道，一条道叫“册子活儿”，按照文学底本演唱；另一条道叫“江湖道儿”，是在文学底本外再由艺人编撰一些情节，这种表演方式更具艺术魅力。石金荣属于“江湖道儿”，他说的书，“包袱”多，有说有唱，幽默风趣。师父教关学曾说长书，先要背熟了“十三道大辙”，再练现场抓词。关学曾十四岁登台演出，十六岁出师，从此便跟着师父上庙会、下书场、进电台录播节目，在演唱实践中成长起来。

    关学曾原名关士清，年轻时身材高大，眉清目秀，出师以后，起了个艺名叫“学曾”，“关学曾”的名字就一直叫了下去。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他逐步把“琴书”和“乐亭大鼓”的风格特点融合到自己的演唱风格中，又借鉴了“京韵大鼓”名家的吐字发声及行腔的方法，再结合自己嗓音宏亮、宽厚及吐字清晰的长处，逐渐自成一家。

    关学曾与常年合作的琴师对“琴书”的唱腔、板式、表演进行了改良，唱腔上吸收了“乐亭大鼓”和“单弦牌子曲”的腔调；板式上由原来的三眼一板发展为慢板、快板、散板等；唱法上由原来只有“跺句”，发展为“双跺句”、“大跺句”等；伴奏上使用扬琴、四胡、二胡，使音乐表现力更为丰富；曲目大都改为短段子，多以现实题材为主。二十岁那年，关学曾在北京唱红了，先后在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鼓楼、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等书场演出。三十岁那年，书迷们联名送了他一块匾，上书“琴书泰斗”。

    1951年和1952年，关学曾先后两次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奔赴前线演出。赴朝慰问演出和回国汇报演出的这段经历，让他大开眼界，尤其是见识了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琴书演唱形式，如“山东琴书”、“安徽琴书”、“徐州琴书”等。关学曾意识到，自己演唱的琴书，在名称上不具有地方特点，回北京后，他找到琴师，一起研究，决定把这种单琴大鼓和乐亭大鼓相结合、并用北京语音演唱的琴书，更名为“北京琴书”。他们对唱腔、板式和表演都作了大胆的改革创新。从此，关学曾成为“北京琴书”的创始人，他的作品表达了大众的心声和情感，深受人们的喜爱。

    1996年，张艺谋导演电影《有话好好说》，后期制作时，他认为影片里的音乐分量不足，要加点唱段，究竟唱什么，没拿定主意。影片音乐制作臧天朔建议演唱一段北京琴书，他找到了当时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关学曾，把影片的资料给他看，请他创作并演唱，要求两天交稿，关学曾一天就写好了，导演要求再写两段，他又如期完成。剧组请关学曾进棚录音，他张口一唱，大家都连连点头。三段北京琴书京腔京韵，与电影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让人感觉余音绕梁，挥之不去，关学曾的琴书为电影添了不少彩儿！

    如何使北京琴书传承下去，是关学曾晚年一直苦苦牵挂的事。他多次参加“曲艺进高校”演出活动，亲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演出，并在家里开办北京琴书讲习班，直接拜他为师的约有四五十人，听他讲课或求教过的专业和业余演员，更是数不胜数。2006年，八十四岁的关学曾在北京辞世。他生前担任过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关学曾去世前一个月，荣膺“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和北京“德艺双馨楷模”称号。

    随着关学曾等曲艺界前辈名家陆续谢世，老一辈付出一生心血的北京琴书这一文化遗产也渐渐趋于消逝。在全国范围内，曾经流行、演出过的数百个曲艺曲种当中，至今仍演出的曲种只有八十余个，其生存状况都不乐观。据调查统计，在北京形成和流行过的三十余个曲艺曲种中，“子弟书”、“梅花大鼓”、“奉调大鼓”、“莲花落”等十余个曲种已成绝响。北京琴书同样后继乏人，人们担忧这已经唱了一个多世纪的古都遗韵将来只能从音像资料中回味咀嚼了。如何使“北京琴书”等传统音乐形式薪火相传，如何使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传承，将是全社会面临的一个历史使命。（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