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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的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
【尊严死】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也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办公室管的车多，程奋可以调车也能开车。郑波发现程奋平素喜欢开红色的车，今天却选了一辆白色的，隐隐感到有什么严肃的大事要发生。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程奋终于忍不住，说道：“郑波兄，霍祺大夫打电话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医院哩。”
“除了我，应该还有你们一家人。”
“老婆当哲学系系主任的事，组织部上午找她谈话。儿子呢，上午要听一个外籍教授的讲座。什么事呢？”
“我也猜不出。”郑波说完，身子往后一靠，微微闭上了眼睛。他想，程奋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事，只是装糊涂罢了。
古稀之年的程笃患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或是坐在病房的走廊里守候，或是应主治大夫霍祺的邀请到办公室谈先生的病情。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即便是医生、护士进去，也要重新换上净化过的衣服，以免把细菌带入。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的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程奋每次碰见了郑波，打一拱手，说：“辛苦我兄了。”
郑波和主治大夫霍祺年纪相仿，霍祺不但医术高明，器识尤可贵，他坦言：“当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的病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程先生患肝癌晚期，治不治都是半年上下与人世揖别，可我能对他的家属说吗？好在程老师是大学者，医疗费都是公家负担。对于普通患者而言，有数据证明，其一生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医疗费是花在最后的治疗上。”
当郑波听了这些话，总要跳起来，然后又无力地坐下去。程笃是他的恩师，怎么医学就无回天之力呢？但科学的铁律是与感情没有任何关系的，痛惜、挽留、悲哀，并不能阻止一个生命的殒灭。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却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霍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是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霍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霍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替家属……签字和拔掉管子吧。”他的喉头哽咽起来，泪水奔涌而出。
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配 角】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或次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和妹妹自小及长，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癖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已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把上衣也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聂鑫森 1948年生。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等奖项。现为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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