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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5月03日 星期五

    风雅人物

    (小说二题)

    聂鑫森 《 光明日报 》( 2013年05月03日   14 版)
    本版插图:郭红松

        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的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

     

    【尊严死】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也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办公室管的车多,程奋可以调车也能开车。郑波发现程奋平素喜欢开红色的车,今天却选了一辆白色的,隐隐感到有什么严肃的大事要发生。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程奋终于忍不住,说道:“郑波兄,霍祺大夫打电话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医院哩。”

     

        “除了我,应该还有你们一家人。”

     

        “老婆当哲学系系主任的事,组织部上午找她谈话。儿子呢,上午要听一个外籍教授的讲座。什么事呢?”

     

        “我也猜不出。”郑波说完,身子往后一靠,微微闭上了眼睛。他想,程奋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事,只是装糊涂罢了。

     

        古稀之年的程笃患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或是坐在病房的走廊里守候,或是应主治大夫霍祺的邀请到办公室谈先生的病情。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即便是医生、护士进去,也要重新换上净化过的衣服,以免把细菌带入。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的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程奋每次碰见了郑波,打一拱手,说:“辛苦我兄了。”

     

        郑波和主治大夫霍祺年纪相仿,霍祺不但医术高明,器识尤可贵,他坦言:“当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的病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程先生患肝癌晚期,治不治都是半年上下与人世揖别,可我能对他的家属说吗?好在程老师是大学者,医疗费都是公家负担。对于普通患者而言,有数据证明,其一生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医疗费是花在最后的治疗上。”

     

        当郑波听了这些话,总要跳起来,然后又无力地坐下去。程笃是他的恩师,怎么医学就无回天之力呢?但科学的铁律是与感情没有任何关系的,痛惜、挽留、悲哀,并不能阻止一个生命的殒灭。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却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霍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是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霍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霍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替家属……签字和拔掉管子吧。”他的喉头哽咽起来,泪水奔涌而出。

     

        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配 角】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或次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和妹妹自小及长,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癖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已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把上衣也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聂鑫森 1948年生。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等奖项。现为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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