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散——送海音

    冷、彻骨的寒冷，台湾2月少见的大雨……

    在这样的一个黄昏，我却进退失据地站在台北最繁华的钻石地段一个极端黑暗的路口。愕然、困惑、狼狈，我已兀自站在那里十分钟了。

    路口四周的忠孝东路和敦化南路上的霓虹灯已经陆续灿烂起来，而这路口却是全然黑暗的，捷运施工的木板围墙隔断了一切光源，围出的狭窄的人行步道上，川流不息的行人靠着快车道上挤满的汽车车灯往前奔去，车子挤满了每一寸可行之路，喇叭声和咒骂声掺着雨声，令人不知置身何地之感。

    这天下午，我鼓足了勇气冒雨去参观旅居西班牙的油画家梁君午的画展——“梦幻世界”。然后我又去看范我存的玉展，一件件温润的玉饰在她巧手编织的中国结上，彰显中国传统艺术的精致。在这里，我遇见了海音。相约同去赴华严春酒之会，从巷里走到忠孝路口去搭计程车。

    黑夜比我们早到路口。施工所设的无数木桩之间，似乎也设下了无数的陷阱，神秘暧昧的光影开始闪烁晃动。四面街角至少有几百个人焦躁地等着过街，也有些人和我们一样在等计程车。等车的人几乎全是一个姿势，上半身前倾，一只手用力地向前招着。每逢红绿灯转换时，一大波伞海会像激流般冲往对岸，不断有人踩进了积水的坑洞而惊呼。留在路旁的是有增无减的等车的人，偶有一辆空车亮着顶灯在车阵中出现，一群人拥上去，能抓住车门的手，真是令人羡慕的幸运之手，那些人的脸上似乎有一种强胜弱败的神色，很快融入车海。海音和我连并排站稳都不容易了。我刚一分神往敦化南路的街角看看有没有空车，一回头就找不到她了。在所有的雨伞下，人人穿着暗色的冬衣，面目几乎全看不清楚，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她，我只好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喊她的名字，没有回应，也没有她的踪影，黯黑壅塞的路口，人越来越多了。原来坐在人行道上化缘的和尚已被挤得靠墙站着，雨越下越大。在我惶然四顾时，突然听见海音清脆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重复地喊着：“邦媛！邦媛！”那声音来自快车道的车潮之中，似乎还有一只手从中线的车潮中伸出来挥着，我急切地回应着，“海音！我在这里！”车潮汹涌，两个人的呼唤很快便被淹没了。

    一批人簇拥着过街去了。又一批人挤过来。我兀自站立在原地，任由过往人潮的冲刷，努力站稳，努力镇静思考一下这进退失据的处境。海音很强壮利落地已坐上了一辆车走了，车海中亮着的顶灯简直看不到了，何况我连挤到挥手的第一线的能力都没有。回家的路甚远，赴宴的地方稍近，往那方向走，过了复旦桥那段黑路，都是大街，招到计程车的可能大些。我若不去赴那宴会，必然会令海音和主人担心，她们若电话到我家，我的家人更会担心，这时只能进不能退。我一向是个健行者，下大雨又怎么样！自童年起，抗战中什么泥泞的路没有走过？

    我遂开始沿着敦化南路往北走，很快就到了复旦桥下。红砖道十分老旧，积水洼地连绵像个沼泽。灯光昏暗，路边是些矮小的房子做些小生意，多已拉下了店门，路上也很少行人。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这些年牢记医师的警告，绝不能摔跤，那条靠钢条支撑的左腿若再出事只有齐膝截肢。手中的伞早已挡不住风助雨势，穿得漂漂亮亮的春酒服装已经湿透，鞋子在沼泽中不断地进水，走一步就咕叽咕叽地响。心中的懊恼强烈难抑，在台湾这样富庶的今天，我怎么陷入了这么狼狈的景况！走近铁道仍然没有空车。飞驰而过的小轿车里衣履光鲜的青壮人物，说不定还有我的学生或故旧呢。

    走着，走着，满心的感喟，脚下布满陷阱的破红砖道似乎突然变成了泥泞的土石路，海音刚才那清朗有力的呼唤，电光火石地唤回了一个童稚、急切、慌张的声音，跃过六十年无情的岁月，清清楚楚地喊着我的名字。回到1938年的2月，抗日战争已8个月，湘黔路上逃难的人潮和车流中，我们搭的中山大学的行李车和一辆破旧的大客车擦身而过，也是一个寒冷的雨天黄昏，地上的泥浆溅得很高，我不但听见呼唤我的名字，也相当清晰地看到了她的脸，紧贴在混浊的车窗玻璃上，一双手拼命地向我挥着。那是我在南京山西路小学的好友张翠凤，她温婉亲切的脸曾照亮我病弱寂寞的童年。8月日本开始轰炸南京后，有一天她匆匆来说她要随爸爸回居地槟榔屿了。我们竟会在这逃难的路上重逢！她那一双总似充满讶异的极大的眼睛里满是眼泪。还不待我能回应的时候，两辆车迅即擦身而过，她的声音和泪眼就完全消失了，大雨继续沉重地落在油布篷上。车灯照着泥泞的路，路旁无声地踽踽而行的难民，在行李的重负下，满脸是惶恐、疲乏与愁苦。深夜我们赶到贵州独山市，在油灯闪烁的小客栈里，我躺在倦极入睡的家人中间，半夜无眠，独自无声地哭着那几声呼唤，童年与我也擦身而过。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恐惧、死别，还有这般的失散！

    在冥想中，我竟忘了身在何处，突然发现桥已到尽头，前面是高楼林立的敦化北路。一辆亮着顶灯的计程车在路边问我“要不要坐？”我到达银行家俱乐部的时候，蓦然进入一个灯火辉煌的繁华世界。两桌人都已坐定，每个人都穿着过年的华服，喜气洋溢地谈笑风生。我越过众人看到海音正以她一贯的自信笑容，从容地笑着。主人亲切迎宾，带我到预留的席位，坐在海音的旁边，海音看到我只问，“你也找到车子？我刚才一转眼你就不见了，你听见我喊你了么？”——我当然听见了她的呼唤。海音的声音不仅清脆，且充满了生命力，不听见是很难的。但是在这场春酒的盛宴上，我若述说与她失散后，我的无能、狼狈与时光倒流的冥想，和她灿烂的笑容就不太合调了。

    由宴会回家那个晚上，我竟然挥不去那强烈的失散的感觉，提笔写下那时的情景，原只是想记下内心复杂、奇异的今昔之感——原以为久已遗忘的人和声音，竟会这般鲜明地回到心头！第二天再看，突然想到这个题目多么不妥，海音和我仍然好好地活在台北，仍不时聚会，怎能用这么个不祥的题目！但是“失散”却是我心中唯一的聚焦感觉，无法用别的字句精确地代替。这半篇文章就放进未完稿夹中，一放就是好几年，这期间海音和承楹兄庆祝了金婚纪念，海音的八十寿辰，都是文坛少见的快乐盛会。台湾那时是个成功的社会，我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度过这么普遍富裕的日子。贺客来自各方，衣香鬓影，色彩浓淡美好，何等的岁月！我俩有生之年，我未曾有合适的静处场合和心情告诉她失散那晚上的情景。

    海音是位极刚强，能掌握自己人生的人。她也是我深交的朋友中最幸福的人。她虽童年丧父，但凭坚强的个性长大，成为一个乐观积极的女子，嫁给她所爱的人，与他厮守一生。许多人说她家的客厅就是一半的台湾文坛。我们都忘不了在夏家客厅高谈阔论时，承楹先生（何凡）亲自为我们泡茶的情景。他曾陪我们坐一会儿，严肃而温和的神态，切中时局的丰富谈话，和他泡的茶一样香醇，散发着一个少见的幸福婚姻中互敬、体谅和中国人不常挂在嘴上的爱情。海音凭自己的头脑和勤劳建立了那个时代的女子少有的自己的华厦（不只是伍尔夫所说的“自己的屋子”）。写必然传世的小说，主编《联合报》副刊，办《纯文学》杂志，创立纯文学出版社……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不做事的海音，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对任何事服输的海音。她从充满旧事的北平城南回到台湾，没有战争和逃难的经验，她的一生似乎没有凄厉的阴影，大约不易了解我那复杂的似象征又似预兆的失散感觉。

    认识海音是我英译她的短篇小说《金鲤鱼的百裥裙》时，1972年。我记得一向不苟言笑的吴奚真教授在审稿时居然感动落泪。她写《晓云》的生动文字，《烛》的绝佳布局都曾令我佩服之至，因而倾诚相交，因被她的《城南旧事》中《驴打滚儿》感动而写一篇长序，且帮殷张兰熙把后面两篇译完。英译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5年由杉野元子译日文本出版。德文译本由赫恩芬柯译成出版。格林文化公司郝广才主持的12册《林海音作品集》在千禧年5月出版。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写的传记《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10月出版，同年10月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等举办“林海音作品研讨会”。念海音、颂永恒，这些就是见证。

    海音那半个文坛里，我并不是常客，我应该算是她客厅外的朋友。自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殷张兰熙、海音、林文月和我曾经持续地四人聚会十多年，多半是在台北东区一安静的地方，四个人相聚谈文章、谈手头的工作、谈前面的计划、谈生活中许多色彩美好的事。分手时到了门口还有没说完的话。十多年怎么就会过完了呢？

    但是，在这一场似乎永不会散的欢聚之际，先是兰熙病了，岁月的另一只摧残的手已经渐渐推弯了海音的背，掩住了她爽朗的笑声，她开始不断地进出医院，开始记不起朋友的名字，她家的文友盛会已很少举行。渐渐地，我们看到她也不再问她，“你好吗？”这样空洞的话已属多余，她已经一步一步地走向大失散的路。那天知道她进了加护病房，只有早上和晚上七点到八点可以探望。去振兴医院的路我没有走过，黄昏我一个人坐在计程车里，车子走的是捷径，路灯很少。天地迷蒙一片。医院到底在哪里？我还能不能看到她最后一面？……终于，我看到了氧气罩下的她，生命的灵光已渐渐远离了我所熟知的强者海音。——所有共同耕种的往事、所有的不服输的企盼、所有因努力而得的快乐，至此只得放下，这是真正的失散了，不只是分离，是切断。

    灵魂在往生的路上会不断地回首么？海音回首之际应感欣慰，因为她的一生活得如此丰满。

    （摘自《一座文学的桥》，李瑞腾、夏祖丽主编，台南文资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