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寻找“最早的中国”

春日祭祀

    春三月，正是桃红柳绿的时节。黄河的凌汛刚刚过去，蛰伏了一冬的滩涂崖峁便都一下子苏醒了过来。猛乍间，厚厚的黄土便被绿茸茸的嫩草芽覆盖了。

    正当此时，兀立于黄河之滨的后土祠和秋风楼，也随之而变得分外热闹起来。一队队、一簇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聚、躜集。他们中，有的擎着旌旗，有的举着仪幡，有的挂着缨络，有的拎着贡品。虽然人流如织，但秩序井然。在不无庄尚的气氛中，处处都盈荡着无边的崇景之情与圣洁之意。大家比肩接踵，拾级而上，直向族宗圣母的祠庑大殿徐徐走去。

    显然，虽时值花季，春和景明，但来这里的人们却决非是为了踏青赏景。他们中，既有四乡民众，又有八方香客，更有来自台湾和海外的中华儿女。大家之所以要不远千里万里，甚至是远涉重洋来到这里，都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憧憬，特别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仪已久的夙愿，那就是寻觅自己的根本，造访华夏的源流；叩谒肇发的圣祖，瞻仰大地的母亲。而今，一种热衷于寻根问祖的世界潮流正在兴起。当人们在生存与探索的道路上走过了几千年之后，蓦然回首，却发现对过往的无知常常会造成对未来的迷茫，因为人类的历史进程是充满因果感应关系的，不知道怎样从过去走到现在，就很难设定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于是，“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便成了一个最能引发人们关注的世界性话语与时代性命题。

    缘于此，后土祠和秋风楼便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情愫所系和心旌所萦。特别是每年的3月，后土祠和秋风楼尤为热闹非凡，因为农历3月18日是后土娘娘的诞辰。这一天，后土祠和秋风楼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到处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彩旗飘扬，欢声雷动，“品”字台上唱着大戏，名角们次第登场。人们通过多种形式尽情地抒发着敬谒先祖、秉承恩德的绵绵情思与殷殷愿景。而在廊前庑下所呈现的，则全然是另一番景象：一排排衔花擎旗、歌功颂德的人们正在无比庄严地举行着祀祖圣典。按照司仪的指令，人们焚香、献花、上贡、叩首，然后在领唱人的带动下同声朗诵充满怀乡之愫和念祖之殷的祭拜文辞：“中华民族，经世激扬；源系后土，根在炎黄；尔来五千载，神州映韶光；抚今更追昔，祀祖表衷肠……”

    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所共同喊出的心音中，不啻昭示着中华民族那刚朗而强韧的意志与追求，尤其显呈着大家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向往与期冀。

    血脉上的同根同源和基因上的共承共传，向来就是最具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生命纽带；而寻根、念祖、还愿、报恩，则是所有钟情的人们所永不泯灭的良知和与生俱来的天性。

    于是，后土祠便成了普天之下所有华夏儿女的一个共同的心结、一种深切的忆念、一场永远也做不完的梦……

源系后土，根在炎黄

    黄帝是我们的祖先，而黄帝的祖先又是何许人呢？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闻名遐迩的古典精品建筑与祭祀天地之所，而其又渊源于何地、肇始于何时呢？

    对于诸此悬疑，答案皆在山西万荣的脽上后土，即今秋风楼所在的后土祠。

    脽上后土谓者，系指在黄河与汾河交汇处之夹角地带由河泥淤积而形成的滩涂圹垅，因其貌呈“泽中圜丘”，而后土又在此以抟土之法繁衍众生、擅膏粱之腴泽被后世，故得其名。

    自古以来，黄河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汾河则因其渊源久远和流贯庶华，遂成与母亲河同脉共济的姊妹河，其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性决非它河可比。因此，地处黄汾之交的脽上后土，也便自然成了炽盛于历史脉动的皇族圣境与人文福地，在文化积淀和精神凝聚方面皆十分优渥而重要。

    这片位于今之山西省万荣县的滩涂圹垅，在朝代的兴替与岁月的更迭中，不知埋藏了多少中华民族的秘笈玄奥，演绎了多少华夏子孙的世事沧桑，成就了多少皇室贵胄的宏基伟业！不仅轩辕黄帝在这里“扫地为坛”，首开祭拜先祖之风，而且在此后的4000多年间，竟有8位皇帝24次来这里祭祖祀圣，誓志铭愿，倾诉期许，擘划朝纲。特别是汉武帝、唐明皇、宋真宗等在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威仪之君，也都在这里留下了彪炳史册的文墨诗骚或书艺碑碣，从而铸就了供人回望往事和凭吊英贤的稀世瑰宝，一如《宝鼎之歌》、《秋风辞》和《汾阴二圣配飨铭》等，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圣迹。他们不仅真实地采录了历史的脚步在这里所发出的跫音，而且更以别一种方式清晰地回应了岁月为这里所营构的世代辉煌，以至于让人在深深的景仰与眷顾之中，油然而生归本还源的感慨！因为脽上者，乃华夏之根；后土者，乃炎黄之祖。脽上后土，实为中华民族的初元之始与炎黄子孙的繁衍之根。

    虽然“脽上”和“后土”常常被连缀在一起，共同作为华夏先祖和人类肇宗的称谓，而实际上脽上是指黄河与汾河交汇处的狭长滩塬，而后土则是指最早繁衍人类的女神——后土圣母或曰后土娘娘。据传，后土是在脽上完成了创世的伟业，使人类得以衍生，所以也便被习惯性地称为脽上后土，并因之而在此立庙建祠，奉仰圣母，传承祖制，弘扬道统，遂使脽上后土朝野悉尊，名声大振。就连此地所应归属的行政县治，也被钦定为汾阴，即今山西省万荣县。汾阴之谓，显然是对脽上之义的域念诠释。

    从皇室到民间，历来都十分重视对后土的祭祀活动。至今，台湾每年都有庞大的祭祖团专程来万荣后土祠进行隆重的祭祖活动，由此足见海峡两岸的人民自古就是同根同源，不仅同为炎黄苗裔，而且也同为后土子嗣。如果说黄帝和炎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那么，脽上后土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的人文初祖了。就在2011年的10月14日，由“发现中国”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发起的以寻找“最早的中国”为主题的文化考察活动，已在后土祠秋风楼前正式启动。这项旨在探索传统文化源头脉络，发掘中华民族根祖渊流，展示华夏人文丰富内涵，增强全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大型文化考察活动，之所以要在后土祠启动，就因为这里是“最早的中国”的发祥地。

    实际上，自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文武诸王蝉联祭祀后土之后，直到金元时代，中国各主要朝代的主要皇帝，几乎都来到脽上后土进行过盛大的祭祖活动。这其中，光是在汉朝，先后亲临脽上后土进行祭祀活动的就有文、武、宣、元、成和后汉光武诸帝。特别是汉武帝刘彻，不仅亲手完成了祖帝刘恒为后土立祠建庙的夙愿，而且在从公元前113年到公元前87年的26年间，他亲赴汾阴后土进行祭祀活动竟达6次之多。尤其是在他濒于70岁高龄的一个深秋时节，竟然发起了一次规模最为宏大的汾阴脽上祭祖活动，并通过亲自书写迄今已成千古绝唱的《秋风辞》，真实地记录了这次祭祀活动的豪华、盛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人生的省悟与感慨。直至今天，“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仍是被人们广为吟诵的隽永之作。正因为这首由汉武帝写于脽上后土的《秋风辞》气势豪放、叙事逼真、文采飞扬、感情真挚，业已成为传世的文学佳构，所以时至元代，便刻有《秋风辞》石碑，并建亭置之，供人阅赏；到了明朝隆庆年间，又专门在后土祠修建了秋风楼。秋风楼在岁月风雨的剥蚀下几经倾圮，直至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又在现址上重建。其楼高三层，砖木结构，十字歇山顶，迴廊四绕，斗拱天成，面阔进深各五间，踞高昂首，至为雄绮，遂成后土祠一大景观。

    在汉武帝之后，最为盛大的后土祭祀活动，当推公元723年和732年的唐明皇祀汾阴与公元1011年的宋真宗祭后土。由于唐明皇在开元十一年2月的汾阴之行中，于整修后土祠时从地下挖出两个古铜鼎，而鼎在古代又是权力的象征和祥瑞之兆，所以唐明皇十分高兴，遂敕令将汾阴县改为宝鼎县。其实，后土现鼎的事，并不是首例。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曾于汾阴祠旁发现过宝鼎。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所作的《宝鼎之歌》，就是记述这件事的经过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诚如歌中所云：“……汾阴出鼎，皇祜元始。五音六律，依违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成信，四兴递代八方生……天上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汉武帝并因在后土欣获此鼎而将其年号改为“宝鼎”。其实，后土现鼎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感应天命、维赋皇权，而是更以实物证明了汾阴后土确实是中国古代最早繁衍人类和建立政权的所在。

    继唐明皇之后的另一次后土祭祖圣典，发生在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宋真宗赵恒所进行的脽上后土祭祀活动，不仅规模盛大、礼仪隆重、恩赐广泛、影响深远，而且他还亲自撰写了迄今仍完整存留于后土祠的《汾阴二圣配飨铭》碑，俗你“萧墙碑”。此碑高2.52米，宽7.14米，字体俊逸，笔力遒劲，内容主要是以祭祖献先为由头而盛赞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的懿世功德。难能可贵的是，此碑不仅历遭劫难而终究得以完好保存，而且其在采录历史真实状貌的同时，更于不经意之间勾留下了宋真宗那极富功力的书法艺术，遂使这碑、这字、这艺、这史，均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宋代著名词家晏殊的《河清颂》，就是从一个侧面礼赞宋真宗此次汾阴脽上的祭祖活动的。因为正是在宋真宗后土之行的当年11至12月间，脽上附近的一段黄河曾奇异地两次变清。海晏河清，向来就是国运昌盛、民生安裕的象征，再加上《汉书》《唐书》《宋史》中多次记载后土“汾旁有光如绛”、“甘露降，神雀集”、“荣光溢河”、“荣光现于河”等吉象的出现，所以在宋真宗此次祭拜脽上后土时，便又将宝鼎之县名易为荣河。如今的万荣县，便是荣河县与万泉县1954年合并之后的新称谓。

    从金元时代开始，皇帝就再也不去后土祭祖了，其原因有二：一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与华夏人文的渊源关系渐远；另一是从金元至明清各朝代的都城皆迁离长安或洛阳，与后土的路径距离渐远。这样两个“渐远”，便造成了皇室与后土的疏离，但也由此而形成了北京的天坛和地坛。

    金元之初，虽然皇帝不再去后土祀天拜祖，但却每年都要派皇室族裔和达官重臣去后土代为进行祭祀活动。及至到了明代，改由朱棣执掌朝政并迁都北京后，为了解决到后土祭祖路途太远的问题，便索性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敕建天地坛，用以代为后土祠而进行祭祀活动。这也就是等于把后土祠迁至北京，改为天地坛，将祭天拜地的礼仪一并在此进行。直到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熜在北京另建地坛后，才将天地坛改称为天坛。迄今，我们从天坛平面以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中，仍可清楚地看出它是对脽上后土的刻意模仿。至于天坛内所设的“圜丘坛”，那就更是对脽上后土之“泽中圜丘”地形制貌的摹实仿真了。

    自从天坛在北京建成之后，即无异于是把脽上后土搬到了北京，迁到了京城。不过，尽管有了北京的天坛和地坛，万荣的脽上后土，即今后土祠，也仍旧紧紧地萦系于华夏子民的心旌与情怀之中，仍旧深蕴着海内外千千万万华夏儿女的根祖心与桑梓情。这便是后土祠为何总也人流如织、荫及四海的根本原因。

后土之瑞熠华夏

    后土之瑞，决非传闻与臆测。这在《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的铭文中早已悉作昭告。从黄帝以降的众多帝胄君王，之所以要屡莅后土，除了尊先敬祖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里的地脉优渥，风水雍雅，有着得天独厚的造化力和强大无比的内蕴性，极利于朝政的宏达、世事的昌明和贤才的颖出。

    可不啊！后土之北，衔接龙门；后土之南，襟缀华谓。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这后土无疑就是中华民族得以生成与繁衍的胚基与襁褓了。它位于秦、晋、豫交壤的腹地，又崛立于黄、汾汇流的脐下，既风光绮丽、气象万千，又文脉深厚、物资丰饶，确不失为孳衍族群和彰显国运的阆苑与福地。

    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了后土的这一特异禀赋。在后土的北沿，就是孔子高足卜子夏“西河设教”之处，而向南则是老子出“关”的函谷之所在与武丁访贤的古虞之尚存。西有司马迁桑梓翘首可望，东有司马光故里胼胝相邻。而在东北隅和西北隅，则分别坐落着晋国的故都、汤祷桑林的濩泽、稷教稼穑的麓塬和仓颉造字的府邑。若以后土为轴心而画一个半径30公里的圆，那则可以悉数囊括董永、张仪、王通、王勃、王绩、裴松之、裴行简、裴秀、郭璞、柳宗元、薛仁贵、薛道衡、薛稷、杨玉环、薛瑄等古代各类才彦人杰和尧、舜、禹的酋邦故土。当然了，在这个并不算大的范围里，还演绎了黄帝战胜蚩尤、帝尧建构陶寺、猗顿开拓商贸、关公义救乡邻以及盐文化的形成、西厢记的故事、玉璧大战、晋商发迹等足以彪炳史册的历史事件。

    正因为如此，后土祠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肇始的象征、大地母亲浩瀚的怀抱、国运民生欣昌的根基、文明智慧相生的源头。

    祠，是用于祭祀先祖的殿庑。脽上后土祭祀虽然自黄帝“扫地为坛”始，直至二帝、三王，都是在两水夹积的圹塬上实行裸祭，但自从汉文帝提出在脽上为后土建祠的设想后，便得到了后世历代皇帝的积极响应。西汉元鼎四年冬天，汉武帝在史官司马谈、祠官宽舒的协助下，首先于脽上泽中圜丘建起了最初的后土祠，后经历次扩建，早在宋代时就已经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由山门、碑亭、承天门、延禧门、坤柔门、元宁亭、钟鼓楼、朝觐台、穆青殿、判官殿、二郎殿、五虎殿、六甲殿、真武殿、寝殿、坤柔殿、奉祗宫等建筑物错落有致地依次排开，甚为宏达、壮观，向来被誉为海内祠庙之冠。后因黄河倒岸，水流浸渍，脽塬坍塌，乃致祠庙中的大部分建筑沦于隳弃。后经清康熙元年（1662）和同治九年（1870）多次移址修葺、重建，遂成现今规模。

    如今的后土祠，南北长240.81米，东西宽105.21米，占地总面积为25268平方米。人们自黄河岸边拾级而上，走进山门后，迎面便可见品字舞台、五虎殿、献殿、正殿和秋风楼等，在祥云绿树的掩映中逐一显现。古柏拙长于当院，碑刻安放于右厢，在高台兀起、飞檐耸峙之中，河风轻拂，楼铃叮当，犹如地韵之声远播，宛若天籁之音萦转，显示出一派肃穆庄尚的隆庆景象。其实，后土祠的最为惊世绝伦之处，还在于它那极为精湛的木雕、石雕和砖雕艺术，一如正殿斗拱檐头的琉璃瓦、檐楣之间的系列木雕、殿侧砖雕幅面上栩栩如生的云龙腾翻，特别是献殿青石柱基上那50余个大小不一、形象生动、情态逼真、线条流畅的石狮子，就更是神韵十足的造化、雕刻艺术的极品了。

    被尊为大地之母、人类之肇、华夏之根、文明之始的后土圣母的宏丽造像，位于正殿的中央。只见她峨冠高耸，霞帔绰约，颜颐慈慧，神情威仪。人们从她的身上，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源头，而且也看到了大地母亲的涵厚。多少年来，人们之所以要怀着无限虔诚拜谒她，纪念她，就因为她在抟练和繁衍中华民族的同时，更慷慨地赋予了我们以无限丰裕的物益大地和饱含仁爱的民族本性。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情愫与意念，有人说后土就好比中国的夏娃，是她肇生了华夏民族；也有人说后土就犹如女娲的替身，是她护佑了神州大地；还有人说后土就是大地的主宰，是她教会了我们对土地的依赖与眷顾……

    尽管这些说法或许只是人们的心仪与愿景，但却也表达了一种高度的认同。正因为这样，黄帝才“扫地为坛”，首开祭祀后土之风。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历朝历代的君王朝拜，群贤毕至，庶众叩谒，天下共仰。

    （作者为评论家，就职山西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