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逐梦

    编者按

 

    1919年5月4日，三千余名青年学生走向北京街头，燎燃全中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火光。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是先贤对青年少年寄予的殷殷期望；“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是中国少年满满的志气与豪情。

 

    青春可贵！

 

    时光倥偬，化百年为一瞬。一代一代的青年将他们挚诚的青春献给岁月，献予祖国。

 

    每个人走过青春，都有自身关于青春的记忆；每代人走过青春，都有他们对于青春与时代的理解。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组织专版，邀请生于不同年代、经历过不同年代青春的大家撰写同题作文,谈谈他们的经历及对青春的体悟，献与当代青少年。

 

青春献给祖国

 

    我于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入校之初就见到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当时谈不到什么体会。如今许多年过去，才逐渐理解它深刻的内涵，发现自己的人生轨迹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是按着这几个字来描绘的。

 

    我的青少年，中国积弱积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的侵略更是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屈辱与灾难，这种情势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知识救国、知识强国之愿望。在这想法的驱使下，我于1947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加州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学习。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我们大都摩拳擦掌，预备回国在建设中贡献所学。1951年9月，我终于搭上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船驶离旧金山，然而中途却被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官员截住，根据美国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违者将受惩办。无奈之下，我只得找工作。

 

    在美国，我领导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加速器，承担这件棘手的工作使我积累了实际的经验，也让我建立了不懂可以学懂的自学信心。这为回到国内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地建成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提供了经验和信心。

 

    1955年7月，我终于归国。四年羁留，一朝解放，心情振奋，可以想见。

 

    回国至今，我一直从事高能物理，特别是加速器的研制工作。这其间，有许多波折和困难，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1989年我到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参加国际合作研究，被问及：“你对当时决定回国后悔不后悔？”我回答：“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常庆幸！”留在美国工作是“锦上添花”，而回国服务则是“雪中送炭”。希望自己能对生我育我的祖国作出些贡献，乃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普遍心态。

 

    时光荏苒，我已是耄耋之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有几句感悟与青年朋友们分享。

 

    在学校读书求知，如入宝山，俯仰即得。但人的精力有限，终究要集中于某些方面。我是搞科学技术的，对科技自然有些偏爱，也深知科技对一个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性，故此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献身于此。要知道，在漫长的求知、致用的科研道路上，进入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即便有了博士学位，也只是科研事业的开端。

 

    我还要再说几句话，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要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良好素质的人，然后才是在科技领域作出伟大的贡献，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这样，自己才会幸福，别人才会因你的存在而幸福，社会才会因你的知识而更美好。（谢家麟（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记者齐芳约稿）

 

青春大抵是青·春 

 

    人是无法选择时代的，正如种子无法选择土地与季节。

 

    青春大抵是青·春——这么来理解“青春”，来理解人在“青春”阶段与时代的关系，有利于人在“青春”路径上走得清醒一些，更清醒一些。

 

    依我看来，古今中外，只有“青春”的时代烙印不同，“青春”的本质却是基本相同的——“青”即“青涩”，“春”意味着是人生的首季。

 

    真正的人生是从“青春”开始的。如果在此人生阶段，时代迈着稳健的步伐前进着，社会和谐，家庭幸福——那么，“青春”即使是青涩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好的时代最能宽容青年一代的青涩言行；青涩的一代生逢那么一个好时代，又即使家庭存在不幸，人也还是幸运的。反之，家庭存在不幸，社会乌烟瘴气，时代“积左”成瘾，成癖好，对青年一代的青涩言行动辄大加挞伐——这样的青年肯定是双重不幸的，他将自己人生的全部不顺逐最终归于时代的对立，便往往也是必然的。

 

    三年饥饿、十年“文革”、“上山下乡”之运动——我和我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共同经历了；比之于我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我还背负着家庭存在不幸的重压；还于青涩年华经历着思想的大苦闷，对于一个以读书为第一等享受的青年，大睁双眼看遍中国再难发现一部可读之书，纵使侥幸发现了一旦读之便成罪名，那样的时代能不使我那样的青年陷于大苦闷么？

 

    然而我当年便较为明白——时代再多么不好，也不足以成为放纵自己变得不好甚至向坏变去的理由。因为那么一变，等于自己将自己以后的人生好起来的希望也放弃了。不论什么，放弃无异于断送。人对于自己人生的希望尤其如此。如果一个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么他的人生则就不仅仅属于自己，还部分地属于自己所爱和爱自己的亲友们——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爱人等；不自甘沦落、不放弃之坚持，是不可渡让的权力，在某一时代对于某一些青·年，还几乎是唯一权力。青·年之需要从好书和好朋友那里获得再坚持一下的精神力量，如同生长在劣质土地上的植物需要水分；我庆幸这两种人生的宝贵“资源”当年的我居然都有。好书不但告诉了我以上道理，还使我拥有了比一般好朋友更好的朋友，即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朋友。

 

    作为青·年之大忌，乃是有时明明认清了时代中的不好，却为图眼前之利益而拥抱其不好，随波逐流进而同流合污——比如“文革”年代的“红色暴力”或当下的林林总总的“潜规则”。

 

    故，青春真的是需要自己倍加珍惜的——因为它像青涩之果太容易受到伤害。那伤害倘是时代所造成的令人心疼，倘是自己内在素质所造成的，则令人遗憾。然而，青年既大抵是青·年，“青春”既是人生的青涩初期，那么又是太需要宽容与宽松的成熟期了。

 

    故我祝愿，此时代是一个善于包容的好时代的开端——毕竟，中国之梦亦在青·年们的梦中，中国之希望亦在青·年们的希望之中。（梁晓声（作家、编剧））（本报记者韩业庭约稿）

 

青春有颗追梦的心

 

    人的命运有很多偶然，但偶然像是冥冥早已注定。记得我第一次穿上从邻居家小朋友借来的冰鞋是4岁多，两个姐姐一边一个架着我滑了两圈，我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自己在冰面上自由滑行！这似乎注定我将踏上一条孤独艰辛又充满可能的“洁白之路”。

 

    从开始学滑冰第一天起，所有人对我的天赋都赞不绝口，可仅靠天赋就想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远远不够。我问身为冰球教练的爸爸：“如果别人滑一圈我滑两圈，别人跳一个我跳两三个，我是不是会比别人强？”爸爸笑答：“是的，想超越别人就要付出更多的辛苦与努力！”此后，在别人下冰回家后，我还在冰场上练习。

 

    真正开启我梦想之门的，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记录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Peggy Fleming生涯的纪录片《太阳峡谷》——她在冰面上舞姿优雅、行云般滑行、灵巧娴熟地跳跃，让我大开眼界，我想成为和她一样优秀的运动员！

 

    不到13岁那年我参加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并获得奖牌。赛后一位长者找到我，认为我具备成为世界冠军的潜质，我兴奋不已。他是世界著名花样滑冰教练卡罗·法西，通过他的帮助我得以出国训练。

 

    通往冠军的路布满荆棘。上世纪90年代，十几岁的我长年在美国训练。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膝关节的疼痛与脚底韧带及周围组织的严重损伤让我无法忍受。高强度的训练及病痛折磨得我失去了热情，我想过放弃，能让我坚持的理由是1994年的奥运会，毕竟已近在咫尺。当我第一次在奥运领奖台上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时，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离开的决心也失去踪迹。1995年我成功夺得世锦赛冠军，实现了所有中国花滑人的梦想，世界花样滑冰冠军史上有了中国人的名字！

 

    1998年第18届冬奥会在日本长野举行，这一次于我远比前两届艰难。2月20日，the White Ring Arena场内座无虚席。播报员念到“LuChen from China”时，我心中燃起自豪的火花，我又一次代表中国站在奥运赛场上，我没被困难击倒、仍为理想前行！

 

    伴随着《梁祝》凄美悠长的旋律，我滑着属于自己的弧线，忘记了紧张、忘记了是在比赛，周遭一切都已与我无关，我只是尽情地享受属于我的四分钟，把最美好的一切呈献给世界。一曲终了，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为我鼓掌。我匍匐在冰面，任热泪宣泄流淌。最终，我完成了一次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回归，又一次登上领奖台。

 

    走下领奖台，我已化茧成蝶，有更多人生目标等着我去攀登。运动员的经历将成为我日后实现梦想的宝贵财富，我为我是一名中国运动员感到骄傲自豪。（陈 露（花样滑冰世界冠军））（本报记者侯珂珂约稿）

 

青春热烈 青春纯真

 

    一九四五年我十一岁的时候，跳级考入北京平民中学，并向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地下党员何平同志宣布了我的思想的“左倾”，原因主要是我对于国民党接受大员的失望与反感。从此，我成为了与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的北平市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固定联系的“进步关系”，即并无组织身份的人民革命的追求者。

 

    一九四八年我与另一位进步同学考入位于北京地安门的河北高中（简称冀高）。选择河北高中，是因为此校有革命传统，“一二·九”时期北京中学生参加救亡运动就以冀高为首。一九四八年春，冀高学生自治会成立，举行晚会，晚会上表演了小歌剧《兄妹开荒》，学生中的国民党特务当场闹起来，逮捕了进步学生17人。

 

    就在我们入冀高一个月后，地下党的联系人刘枫（即后来的北京市人大副主任与政法委书记黎光同志）来了，他二话没说就表示愿意介绍我们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看党章。数天后即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我与另一位同学在离冀高不远的什刹海岸边再见刘枫，声明都已认真考虑过了，坚决要做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刘枫宣布即日起吸收我们入党，我的候补期至年满十八岁时为止。

 

    然后我从什刹海步行返回位于西四北小绒线胡同的家。一路上我唱着冼星海的一首未流行开的歌：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

 

    没有比这首歌更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了。这可以说是我的誓词。

 

    只是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才不禁想到，对于我来说，革命是不是太轻易了呢？回首往事，我仍然感动于青年时代的热烈与纯真，追求与勇气，同时我也感觉到事情不像当时想得那样简单，生活、国家、政治与革命，在歌唱中吟咏与在实际中工作感觉并不完全相同。不能认为一革命就会万事大吉，也不能把社会的公正、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看成一蹴而就的事。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还有一首群众歌曲，它唱道：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地鲜红，燃烧在布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地英勇，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原野上布满了荆棘，让火焰燃烧得更鲜红，天空是无边地黑暗，让海燕飞翔得更英勇，我们要在荆棘中开出一条大路，我们要在风暴中向着黎明猛冲！

 

    这个歌词就更加浪漫，浪漫得有点“小资”。

 

    回忆当年，谁没有青春过？放眼现在，生活已经突飞猛进。我们面对的是更加开阔、更加复杂、更加务实也更加沉重的历史任务与现实世界。我们还得一步步地走，脚踏实地，创造历史，创造明天，创造子孙万代的幸福与长进。（王 蒙（作家））（本报记者韩寒约稿）

 

    

北大荒，青春的支撑

 

    我的青春，和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汇集一起，构成了一段共和国颠簸的断代史。这段断代史，连接着一场几乎把共和国带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便使得我们一代的青春是那么的特殊而绝无仅有。当年，随54万知青一起先后浩浩荡荡地开进北大荒的情景，恍然如梦。我们无权遗忘这样的历史。

 

    记得几年前我重返北大荒，在写一本《黑白记忆——我的青春回忆录》的时候，忽然发现，当青春远逝的时候，能够重新走回青春，触动青春，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真正重新走回和触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的青春，需要毫不遮掩的回忆和审视，而这需要勇气。我们的回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容易成为一把筛子，筛掉一些被时光遗忘掉的，或不愿意再看到的，而这一切可能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垂下头来审视的地方。当我越来越走进北大荒的这片土地，越来越接近自己的内心和青春的内核的时候，我发现，记忆原是这样的沉重。记忆可以是和过去相会的一种形式，记忆也可以是面对今日思索的一粒种子。

 

    在北大荒看到，依然生存在那里如今已是一脸木刻般皱纹的老农和老知青，他们像镜子一般照见我自己。在浩瀚而强悍的历史面前，个人是极其渺小的；在他们的面前，我只是一个过客。我早早离开了北大荒，而他们却一直留在那里。我愈发地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真的是复杂得很，有时似乎充满悖论。我们常常容易顾影自怜，常常容易狗永远咬不着自己的尾巴一般莫衷一是。我们既失去了许多，却也得到了许多。可以说，我们几乎失去了整个的青春，但我一直坚信，来自北大荒这块土地上培育的真挚爱情，和来自北大荒这里乡亲培养我们的人民立场，应该是我北大荒岁月里最大的收获，没有了这样的两点，或者我们抛弃了这样的两点，我的青春才真的是蹉跎而没有丝毫可以回忆的一片空白。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些一辈子在北大荒生活的老知青和老农，荒草一样，春来春去，岁岁枯荣，然后，生老病死，被人无情地遗忘。但是，就是这些人的存在，让我的青春有了参照物，有了直立起来的支撑，有了能够存活的背景。如果没有了他们，我还会再回北大荒去吗？是的，不会了，我相信，我不会回去了。没了他们，我烟花般一闪即逝的那么短促无奈的青春，便也真的一无所有。（肖复兴（作家））（本报记者付小悦约稿）

 

怎能不唱响青春之歌

 

    32岁，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回望青春，虽不如佳酿久而弥醇，却也似刚采摘的鲜果——清新、明媚。此时的回忆，虽没有岁月的沧桑，也恰似一张张斑斓的剪影，纪念心灵所经历的懵懂、激扬、沉淀和勃发。

 

    17岁一个人背着包踏进清华园，和西门的大石狮子擦肩而过，忽而期盼——我和这座园子的缘分会很深吧。二校门、工字厅、学堂……熟悉于书本、新鲜于耳目的地方，都让我迫不及待地去走近、触摸，也曾漫步静夜的荷塘，想体验朱自清的月色。可我很快发现，蔓藤缠绕的老图书馆里被磨得乌亮的旧桌椅，才是我们停留最多的地方。

 

    青春里有情绪的激昂。共和国50岁生日，我在方阵中和同学们一起挥舞红旗，欢呼着走过天安门广场，一种青春特有的兴奋燃烧着每一个细胞，第一次感觉和祖国的心脏贴得那么近，那一年我18岁。

 

    青春里亦有永不停歇的逐梦理想。憧憬着杨振宁先生提到的“越过人类知识疆界，第一个发现未知规律时的欣喜、震撼和敬畏”，也思索着林家翘先生的“数学要从工程中来”，19岁时我决定追寻一个“亦工亦理、教研并重”的未来。

 

    20岁时选择跨专业深造，至今仍然感激自己这个零基础的学生被恩师曹志刚教授和电子系的老师们收留，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后的一天，曹老师笑着对我说：“去香港科大联合培养吧，我帮你争取了全额奖学金。”又是一大步，到了千里之外。香港科大通信学科一流，我总担心做不好影响清华声誉，两年中丝毫不敢懈怠。最喜欢靠在图书馆窗旁，面对蔚蓝沉静的大海，探索协同通信的奥秘，享受在工程中雕琢数学框架的快乐。香港科大如一块时光的琥珀，封存着我一段青春的记忆，每每回顾，能忆起扑面而来海风追逐着挤上山坡、穿过赛马会大堂后熟悉的味道。

 

    毕业，又一个青春的十字路口，我深信“扎根中国、胸怀世界”是我们这代人最好的选择。当博士帽的吊穗被陈希老师拨到另一边后，我又到清华电子系报到了，这次的身份是教师。27岁盛夏，我带着七名中美大学生赴贵州黎平侗寨支教，实践教育服务社会的理想。29岁时，我赴英游学三月，国内学术水平的提升使我有幸应邀赴十余所大学交流成果。在剑桥，做完报告直奔牛顿的苹果树，遥想被砸中的感觉；在康河，怀想徐志摩的诗句“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青春的梦想，想实现需只争朝夕。

 

    一路走来，水木清华，教我育我；师长无私，导我助我；家人朋友，养我爱我。抬头远眺西山，思绪闪过，让我陶醉于青春所处的时代。2011年，吴邦国同志视察时曾对我们说：“现在是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美好的时期，怎能不唱响勃发的青春之歌！（陈 巍（清华大学“80后”教授、博导））（本报记者丰捷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