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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7年底，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集工业、能源、农业和交通优势于一体的长株潭城市群，无疑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湖南“四化两型”建设，推动社科交流、促进学术创新，日前，由湖南省社科联、省长株潭“两型办”联合主办，中南大学承办的“湖南省社会科学界第三届学术年会”在长沙举行。本届年会以“两型社会与文化建设”为主题，围绕“两型社会”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机遇、“两型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并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本版特刊登此次年会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
加速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资源有效配置、高效利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资源节约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共同努力，要努力抓好政府、企业、居民三个层面的工作。
政府是资源节约的排头兵。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需要政府引导企业等经济行为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化资源节约意识、完善资源利用管理。同时，政府的行为效能也直接决定着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政府自身的节约也是资源节约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以来，部分机关已形成了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因此，建设节约型机关，突出小政府、大服务已是当务之急。企业是资源节约的主力军。企业是资源利用的最大主体，企业的资源节约直接关系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构建。企业推进资源节约，要突出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的深度、广度和精度；要强调发展循环经济，增强资源利用能力，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低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要强化生产过程控制，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和成本节约体系，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提升资源管理利用水平。居民是资源节约的生力军。居民消费方式直接影响着企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要重视和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考虑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要推广节能型、节水型的适度消费生活体系；要避免过量消费，使消费实现高质量、高效益。
资源节约还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形成制度保障。
首先，政策引导是基础。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是要完善调控机制，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推进高附加值低能耗工业的发展；二是做好资源规划，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三是加强重点物耗单位（部门）的监督管理。其次，市场调节是主体。一是要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发挥经济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灵活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管理效率的作用；二是要适时研究调整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合理的市场传导机制；三是要完善市场节能降耗服务，充分发挥民间团体和服务公司的作用，协助经济主体主动节能降耗。再次，激励约束是动力。资源节约最终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激励约束的有效性。激励约束可分解为彼此相关的三个方面，即激励约束规则的制定、激励约束规则的合理性、激励约束规则的运行。最后，技术创新是保障。进行技术创新是节能降耗的关键手段和主要措施。一是建立主导产业的技术开发体系，促进主导产业的结构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要建立健全产学研一体化机制，要有效整合科研院所和企业科研部门的技术资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服务；三是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缩短科技成果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历程，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中共株洲市委党校副校长 赖建明)
高职教育要对接“两型社会”与文化建设
高职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其所培养的是社会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当前高职教育应重点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第一，要让“两型社会”观念成为院校文化的重要内容。文化的力量在于其润物无声、化物无形，要用文化引领“两型社会”建设。只有当“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才会有坚实的基础。现阶段，我国资源利用效率十分低下，GDP增长依赖资源消耗的情况依然存在，这给环境保护带来极大的压力。例如近期发生在我国北方地区的雾霾天气，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加快建设“两型社会”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我们要在高职教育中营造良好的院校文化，加强“两型”价值观、发展观、财富观、消费观的培养，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粒粮食做起，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内化为每个人不懈的追求和自觉的行动，发挥文化潜移默化的功能。
第二，拓宽办学资源，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高职院校要树立培养“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加强内部与外部资源的集成与共享，改革“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封闭式人才培养模式，以职业教育集团为平台，加强与相关企业的合作办学力度，建立“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战略联盟，达到既为企业培养人才，又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的效果。
第三，要充分利用高职教育资源，组织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在“两型社会”建设中，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高职教育资源，组织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例如，为企业开展职工继续教育培训，为社会开展再就业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提高人才素质，为新型工业化输送合格劳动者，促进城镇化有序推进。
总之，“两型社会”和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作为高职学院，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办好教育，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合格的人才。(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刘建湘)
用生物技术的钥匙开启矿产资源利用的大门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高品位资源被过度利用，矿产贫化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传统的采矿、选矿、冶金工艺在处理低品位矿产资源时，存在低效率、长流程、高成本、重污染等问题，这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也使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支撑日趋乏力。生物湿法冶金作为一项控制成本、节能高效、操作简易、环境友好的低品位矿产资源处理技术应运而生。其原理是利用微生物将矿石中有价元素选择性浸出，从而制备高纯度金属及其材料。生物技术在选冶中的运用给此类低品位矿区开启了一扇新的技术大门。
我国生物冶金领域的专家学者以生物冶金技术理论、装备以及工程化条件控制等方面为突破口，为实现工艺的最优化匹配并最终提高生物冶金技术的应用深度与广度作出了诸多的努力：
第一，宏观到微观。2004年，中南大学参加世界上第一个嗜酸氧化亚铁硫杆菌的全基因组测试研究工作。在全基因组测序获得全部3217个基因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全基因组芯片和比较基因组学研究，发现了包括有135个亚铁氧化、硫氧化以及抗性相关基因的320个高氧化活性基因。据此制定的《嗜酸氧化亚铁硫杆菌及其活性的基因芯片检测方法》国家标准（GB/T20929-2007）奠定了从基因水平开展浸矿机理的基础，实现了微生物浸矿行为研究从表现型向基因型的转变。
第二，定性到定量。以基因、基因组和宏基因组为研究对象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应用于生物冶金领域的研究手段更多、研究水平也有了从单菌单一功能到单菌整体功能和种群整体功能的大幅提升。通过群落基因芯片和功能基因芯片的应用，可以检测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浸矿微生物种群结构和群落动态变化情况，达到对浸矿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活动的同步分析，使得生物湿法冶金技术从客观利用进入到了主观创造的更高阶段。
第三，现象到本质。微生物浸出反应主要作用于矿物——溶液界面，期间的矿物氧化溶解过程及反应控制机理一直是生物冶金研究的难点。在结合先进的界面分析设备与手段，检测微生物——矿物界面的形态及构造以及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中中间产物的种类及含量，终于较为精确地阐明了矿物溶解的本质，完成了从现象到本质的飞跃。
建设“两型社会”，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关键。事实证明，依靠大量消耗有限的能源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是得不偿失的。生物冶金技术等高新技术不仅能在工业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更可以影响到并内化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唯有如此，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才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终极追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 邱冠周)
协调发展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
文化的最大特质，就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需协调发展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硬实力。
应明确党员干部和公务员群体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责任。党员干部和政府公务员属于有影响力的群体，但目前上述部分成员中还存在着工作作风甚至腐败堕落等问题，导致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以及社会应对风险和危机能力的下降。所以，现阶段要加强党政部门转变作风、根除腐败的力度，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
以文化创意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能力。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中说，美国的文化产业，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如何与之竞争，确保文化安全成为问题的关键。当今中国，著名文化品牌不多，文化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文化魅力和影响力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基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因此，当代中国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传播渠道和方式，着力打造自主文化品牌。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需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它关系到人的价值、人的自我完善、人的自我实现，而文化权利、文化民生则关系百姓福祉。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必须依赖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分配极不均衡。因此，增加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增加对特殊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援助，势在必行。(湖南图书馆副馆长 邹序明)
发展文化产业 建设“两型社会”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美丽中国，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新目标新追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既是文化强国的基础和支撑，也契合“两型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提升发展质量的关键力量。
文化产业的高端性特征，契合“两型社会”的前瞻设计。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建设“两型社会”，是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对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是对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关系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必将给文化产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必将更加符合“两型社会”的发展路径。
文化产业的融合性特征，契合“两型社会”的系统理念。从经济层面看，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将在转方式调结构和产业融合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从社会层面看，文化蕴含的精神力量，是营造和谐社会氛围，培育进取时代风尚的强大支撑；从政治层面看，文化在日渐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大国强国必须能够输出价值观；从生态层面看，文化是创意产业、环保产业、绿色产业。而上述特征契合了“两型社会”的系统理念。
文化产业的区域性特征，契合“两型社会”的地方实践。文化产业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习俗、文化资源息息相关，带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作为经济并不靠前的内陆省份，湖南创造了全国瞩目的“湖南文化现象”，湖南长株潭地区获批“两型社会”试验区，这都是发挥本土文化产业的优势，实现优先发展、率先崛起的例证。
文化产业的环保性特征，契合“两型社会”的准入标准。文化产业属典型的“两型”产业，具有高知识、高附加值和低耗费、低污染的特征，这正与“两型”产业目标相耦合。当前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大有可为，而且适得其所，必将开创文化发展繁荣更加广阔的天地，增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软实力。(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总经理 张天明)
发挥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环保作用
“两型社会”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其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是创造有利于人类生活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其应有之义。如果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民事侵害，依过去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起诉存在着起诉主体缺位的法律尴尬，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则增设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规定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已经放开，但又有所限制，这是符合世界各国环境立法普遍趋势的。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应该多元。首先，公民个人应可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这是因为环境公共利益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以法律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公民责任心和公益精神的表现，应该受到法律的鼓励和保护。其次，环保组织具有公益性的价值观，拥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等优势，可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第三，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可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这不仅因其行政资源丰富、是专门行使环境保护监管的行政机关，而且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已有所规定。此外，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代表机构，理应能够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
如果针对同一污染行为，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告同时起诉，发生冲突，如何解决呢？根据原告身份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原告即公民与环保组织，一类为公权原告即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按此分类，其冲突可能就有三种，分别发生在普通原告之间、公权原告之间以及普通原告与公权原告之间。对于普通原告间公民与环保组织之间的冲突，一般而言，考虑到社会团体比个人更有力量，可以让其代表诉讼；对于普通原告与公权原告的冲突问题，可借鉴英美法系的前置审查起诉模式，即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必须通知有关行政机关制止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或提起诉讼，当有关机关不提起诉讼时，公民才可径行提起诉讼；对于公权原告之间的冲突，考虑到检察机关对诉讼过程有监督权，可规定行政机关优先于检察机关。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维护“两型社会”建设中环境公共利益。“两型社会”建设还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和制度缺陷，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环境法律制度创新，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制度支撑。(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爱年)
创新戒毒工作机制 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在毒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和谐的社会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创新戒毒工作机制，提高戒毒工作成效是应对毒情变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举措，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戒毒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人们将吸毒者视为另类人群，对他们不理解、歧视甚至唾弃。因此，传统的劳教戒毒是在孤立、封闭、静止的行政体系中开展的，戒毒效果并不理想。我国的禁毒法将吸毒者定位为违法者、病人，要求对他们进行身心救治，劳教戒毒从而转型为强制隔离戒毒。现阶段，我国迫切需要建立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融入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开放、联系、发展的全新工作体系。“大戒毒、大矫治”理念应运而生。
构建“大戒毒、大矫治”工作体系，要按照“政府主导、分工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化发展思路，从组织领导、制度保障、工作流程、社会支持、交流合作等多方面入手，建立戒毒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科研院校、企事业单位、社区的常态化合作协调机制。一方面将社会的资金、人才、技术和医疗、教育、就业政策等资源整合到戒毒场所来，服务戒毒工作；另一方面将戒毒场所成熟的教育、矫治、管理等方法手段延伸到社会，加强后续照管。
在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框架下，司法行政戒毒目前要重点做好和公安部门的协调合作：一是建立规范的戒毒工作机制，全面探索教育、管理、生活卫生、矫治执法、习艺劳动等矫治手段；二是建立收治和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协商机制，有效规范收治秩序；三是建立诊断评估协调机制，制定科学、统一的诊断评估办法；四是建立一个协同作战、整体作战的禁毒缉毒机制；五是建立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戒毒康复之间的流转机制，发挥戒毒措施的整体功能；六是建立常态化的戒毒宣传机制，让社会民众广泛参与戒毒宣传。(湖南省司法厅党组成员、戒毒局党委书记、局长 夏 飞)
链 接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该试验区旨在重点探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以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2007年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试验区尽管同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同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每个试验区的改革侧重点不同。这表明国家已经开始将区域发展重心转向“专题性改革试验区”，要求在不同地区探索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为核心，辐射周边岳阳、常德、益阳、衡阳、娄底五市的区域。长株潭城市群是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接合部，自然生态和资源条件良好，城际和对外交通便捷，科研实力雄厚，产业基础良好，是六大国家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之一，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有色金属等制造业以及广播影视、出版、动漫等服务业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具备独特的发展条件、优势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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