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马路”，靠什么停下脚步？

    “中国式过马路”正在遭遇史上最严厉的整治行动。

    近期，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集中向“中国式过马路”宣战。就在人们为此拍手称快的同时，专家却指出，“新药”能否根治“旧病”仍有待观察。

    “毋庸置疑的是，想铲除‘中国式过马路’这样的‘城市牛皮癣’，仅仅寄希望于一场运动式的治理并不现实。倡导交通文明，培养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交通运输研究所所长张长青表示。

A 怪事——闯红灯是“正常”，等红灯成“异类”

    4月26日下午5时，北京市东城区两广路与崇文门外大街交叉路口，正值下班高峰，车辆、行人流量较大。记者看到，无论是行人还是电动自行车，几乎都对红色信号灯熟视无睹。在等待红灯的1分多钟时间里，只有两三位行人能“等够”时间，当有人带头闯红灯时，其他人便会不假思索紧随其后。

    王女士就是较少“等够”时间中的一位，被从她身边走过的众多闯红灯者视为“异类”。“确实应该用强制性手段治理行人与非机动车闯红灯，如果大家都‘凑够一拨人就走，和红绿灯无关’，路真的没法走了，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也会越来越多。”她无奈地说。

    违反道路交通信号已成为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公安部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1月至10月，全国因闯红灯肇事导致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4227起，造成798人死亡；因违反道路标志标线肇事导致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8.78万多起，造成2.6万多人死亡。

    连日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集中向“中国式过马路”宣战。其中，北京从4月8日起，采取纠正、教育、批评和处罚等措施，整治“中国式过马路”的行人违法行为与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将主要干道的150处路口列为重点治理路段，行人违反交通信号处以10元罚款，非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处以20元罚款。

    事实上，对行人闯红灯进行处罚早已有法律规定。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B 牢骚——“闯红灯关你们什么事”

    在北京集中整治的近一个月时间里，交管部门在各个主要路口配备了大量交警及协管人员，“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有所遏制。但记者发现，在有的路口，只要交警一下班，红灯依然无法让多数行人停下过马路的脚步。

    “我闯红灯我愿意，关你们什么事儿，撞死我也不找你。”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与魏公村路交叉路口，面对记者的询问，一位闯红灯的老大娘理直气壮地说。该路口的交通协管员告诉记者，闯红灯人群中一般以老年人居多，而在上下班高峰时间，则以青年人闯红灯为主。

    “‘中国式过马路’是集体破坏规则，背后是国人的‘法不责众’观念，以及从众的‘羊群效应’。加之贴上‘中国式’的标签，表面上使这种普遍违法行为更具合理性。”张长青说。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分析认为，大多数行人交通安全意识尚停留在农耕社会“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层面，误以为交通规则不是交通法律。同时，相关部门执法不严，“有时管，有时不管”“城市管，乡下不管”等选择性执法现象依然存在，无疑助长了行人的违法行为。

    而交管部门也有苦衷。北京市交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与机动车不同，交管部门很难用高科技手段对行人实现有效约束与监督。此外，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城市人口数量增长，执法过程中，警力配备不足、行政成本过高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采访中，有不少群众向记者反映，有的道路交通信号灯配时不合理，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较少，交通规划不合理，缺乏人性化，机动车与行人争“路权”，让他们不得不“闯红灯”。

    对此，北京市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4月8日前，已对全市150个主要路口的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配时及其他交通设施进行修复或完善。下一步，将对全市路口的过街设施、信号灯配时等进行摸排和合理设置，为行人、非机动车安全文明通行创造条件。

C 建议——让文明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为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在处罚的同时，浙江杭州交管部门从4月16日开始在重点路口架设摄像机、电视机，现场曝光行人违法行为；福建厦门将行人闯红灯行为永久保存，考驾照、找工作、贷款将受影响；经过纠正、教育后，5月6日起，北京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对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处罚将主要针对不听劝阻、带头违法者。

    专家指出，各地纷纷出台举措的同时，如何避免治理“中国式过马路”成为旋风式的“运动”，并在此过程中修复公众对规则及法律的尊重和信任，应当是执法者更需关注的焦点。

    “应当在宣传教育等基础上再实施重罚。”张柱庭说，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及与信用等级挂钩等，提高违法成本，特别是对故意闯灯、辱骂顶撞交警的行人，更应加大处罚力度。

    “治理‘中国式过马路’不能一罚了之。”张长青并不赞成“以罚代教”。他认为，对带头者进行处罚是选择性执法，不仅增加了执法成本，而且助长行人侥幸心理，不能起到警示作用，无助于问题解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式过马路’，要靠民众自觉自律，提升文明意识、道德素质与责任感。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大宣传力度，让文明出行理念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张长青表示，交管部门在道路规划、设计中，要提前介入，充分调查、预测交通需求，平衡道路资源分配，保证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权，从源头上消除违法隐患。此外，还应积极完善现有道路设施，适当增加地下通道、过街天桥数量，科学设置信号灯时间。(本报记者 王昊魁  本报通讯员 易 静 郝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