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是伤痕文学代表作

    演讲人：薛若琳  时间：2012年8月6日  地点：吉林·抚松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是孔子的后裔。此时清廷大规模的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局势虽有所缓和，但民族对立和民族仇恨仍很严重，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他们对明清易代的“舆图换稿”所带来的痛苦和悲伤，很难在短期内从心灵深处抹去，“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

    孔尚任虽是地道的清朝人，但深受明遗民的思想影响，他于清康熙三十八年（时年五十二岁）撰写的《桃花扇》，通过对舆图换稿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恋故事，反映了南明一代兴亡的沉痛历史和那个时代文士们与风尘女子的悲惨命运。

    侯方域和李香君既是《桃花扇》中的戏剧人物，也是历史人物。历史上的侯方域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但有杀人嫌疑。李香君聪慧靓丽，才艺超群且识见高远。孔尚任在剧中基本上沿着史实来描写他们坎坷悲苦的一生，从中可见这部传奇的“伤痕”内涵

    侯方域（1618—1655年），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主要著作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等。明末，朝宗赴南京参加乡试，结识了极具才华又雄豪不羁的江南文士方以智、陈贞慧和冒襄，时人称之为“四公子”。朝宗到了南京，很快就卷入了政治风云，原来阉党头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早被定为“逆案”，避居南京，他妄图翻案，却为清议所不容。由复社中坚吴应箕（字次尾）等发起的《留都防乱公揭》，将矛头直指阮大铖，南京的文士二百多人签名。阮大铖企图通过“年侄”朝宗与吴应箕、陈贞慧等说项，图谋东山再起。朝宗此时在南京置身灯红酒绿之中，“每食必以妓侑”，“朝宗素性不耐寂寞”。

    经人介绍，他结识了十六岁的李香，人称香君，居所称媚香楼。香君第一次接客谓之“梳栊”，与朝宗扮成夫妻模样，时下风气讲究排场。这时，有个王将军愿出经费资助，朝宗自然感谢，但引起了香君的怀疑，经香君再三追问，王将军才道出是阮大铖的资金，香君正色对朝宗道：“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即陈贞慧），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即吴应箕）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于是“侯生大呼称善”。

    从这件事来看，侯、李两人的思想和境界，确有高下之分。在《桃花扇·却奁》中，孔尚任写得极其充分，香君当即退回妆奁：“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彻底揭穿了阮大铖的鬼把戏，朝宗的态度也跟着坚决起来，“不与通，大铖乃大怒，恨刺骨”。

    朝宗虽有文才奇气，但也有被人指摘的一面，据同时人苏州名士汪琬写道：“朝宗本贵公子孙，席祖、父之遗，结纳名士，颇以豪侠自命……予又闻朝宗尝游金陵，挈其稿、数千金寓居桃叶渡上，日夜召故人善酒者挟妓弹琵琶纵饮，所治盘馔甚盛，费辄不赀。有膳夫忤意，急叱出，挝杀之，投其尸秦淮河中。是时侯氏执方张，见者皆咋舌不敢问”。但因汪氏是“又闻”而非实见，所以只能存疑，但朝宗任侠使气的性格是存在的。朝宗乡试落第在南京呆了将近一年，离开后侯、李二人从此不复相见。这时漕运总督田仰欲以重金纳香君为妾，遭到香君严词拒绝，“媚香却聘，不负侯生”。

    明亡后，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奸相马士英与阉党余孽阮大铖疯狂的镇压复社人士，朝宗闻讯逃到江北至史可法军中，帮其“赞画军务”。清军包围扬州，摄政王多尔衮劝降，史可法拒降书由朝宗代笔。史在扬州这座无援的孤城坚守七日，城破被俘，不屈死之。清军入城烧杀抢掠十日才封刀，扬州血流成河，这就是当时极其惨烈的扬州大屠杀。朝宗乘乱亡命，于顺治三年（1646年）才辗转从江南回到家乡商丘。顺治七年（1650），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张存仁苦于找不到镇压山东榆园农民军的办法，特召见朝宗，并几次致书问计，朝宗写了《上三省督抚剿抚议》的“弭盗方略”，张存仁“用其计，盗悉平”。

    这时朝宗对清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大约是他“不耐寂寞”所致。顺治八年（1651），地方官趋令朝宗应河南乡试，如不赴考，便追究他曾帮助史可法固守扬州和抗拒清朝的往事，朝宗惧怕，同意应试，结果只中副榜（安慰性质的荣誉），实际上是有司玩了朝宗一把，意在令其折节归附，这件事对朝宗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顺治十一年（1654），一代文学大家，当年意气风发的侯方域了却了痛苦、矛盾和懊悔的一生，终年三十七岁。

    时人对李香君的漂亮俊美和多才多艺且又有志节既羡慕又崇拜，“四方才士，争一识面以为荣”。明末，李香君和柳如是、顾媚等秦淮名妓无论从外表、才艺还是人品来看，都是无可挑剔的，她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气节高尚。

    关于香君的归宿，有几种说法：一、“不知所终”；二、明亡后依道士卞玉京居葆真庵，香君亦随之出家；三、顺治二年，朝宗在南京的栖霞山找到香君，她便随朝宗回到商丘，改姓吴氏，由于受到侯家的藐视和虐待，抑郁而死；四、王氏《明末四公子》又写道：南都亡，香君避难蛰居于卞玉京的道观中，仍苦苦地打听侯方域的消息，但得知朝宗应试清廷后，顿然失望，遂在栖霞山的一座寺院出家。五、朝宗离开南京后，香君立志为之守节，后来阮大铖把香君及众姐妹掠到宫中为弘光唱戏吟曲，香君大骂，遭到毒打，遂奄奄一息而死，尸体埋在媚香楼后。

    上述五种有关李香君的结局，唯陶慕宁经过考证认为乱后“不知所终”较为可信。孔尚任的《桃花扇》写李香君“入道”了此一生，乃艺术非史实。其余各说，或属野老传闻，或属渔樵闲话，或属空穴来风，皆不足为凭。

    怎样评价“秦淮八艳”等风尘女子的青楼生活呢？我们认为，她们在谋求生存的同时，也一直追求着爱。明末是一个才子倾情佳丽，佳丽羡慕才子的时代，是这些才子风流与佳人多艺相结合的时代，由于明清易代的凄风苦雨，断送了他们和她们的才华和才艺，才子们命运坎坷，佳人们风流云散。与名妓爱恋相聚的一批名士，有名姓的就有数十人，他们在明清易代的“天崩地坼”之际，有些人以身殉国或被俘不屈死；有些人隐居林泉（包括出家）拒绝与清廷合作；当然也有少量的名士折节归降新朝，而名妓们却都有良好的气节表现，故清初余怀在撰写明末秦淮河畔风尘女子的《板桥杂记》的自序中说：此书是“有为而作也”，“即一代之兴亡，千秋之感慨系也……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所以“秦淮文化”决不是“妓女文化”或“脂粉文化”，而是这些有才华的文士和多情的佳人共同构筑的“悲情文化”。侯、李的悲情主要由南明的君王昏聩、权奸当道和明清易代造成的，所以他们的心中充满着无限的痛苦、悲戚和哀伤。

    孔尚任从困顿经历和宦海沉浮中，逐渐孳生了“遗民情绪”，其所撰《桃花扇》属于时代大动荡、大变迁之际的感伤作品

    明末政治腐败，经济几近崩溃，百姓生计艰难，他们对明王朝已失去信心。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是年清王朝占领北京。福王朱由崧由河南逃到南京登基称弘光。顺治二年（1645）清军挥师南下，但江南似乎没有感受到江山即将换主的严峻现实。苏州太仓人陆世仪写道：“塞北旌旗乱，江南采邑多。敷天应有泪，薄海但闻歌。游女拖珠衱，王孙曳玉珂。太平诚足乐，九世仇奈何”。江南人民对兴亡悲喜全然丢在脑后，同年4月，清军攻占扬州后又包围南京，弘光出逃，南明亡。但江南的农村姑娘仍“插花尚盈首”。就是对明朝的宫殿、太祖朱元璋的陵寝，江南人民也不放在眼里。释读彻（僧人）写道：“天坛享殿迥成荒，牧竖樵童上下狂。拾得殿头黄瓦子，夏天权作枕头凉”；“酒肆茶坊处处开，迎宾馆内巧安排。不愁风雨柴薪少，自有钟陵杂树来”。可见人民对明王朝的灭亡，毫无惋惜之情。

    明王朝灭亡后，当时国内存在几个政权：李自成政权、张献忠政权、南明弘光政权、唐王政权、鲁王政权、桂王政权、蒙古政权和西藏政权等政治实体，他们既不可能整合在一起，谁也无力统一中国，历史将统一的重任落在了清王朝的肩上，清王朝比较迅速的统一中国，其丰功伟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清王朝在统一的进程中和统一的初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极其错误的政策，例如“剃发令”，清廷强迫汉族人剃发，严重的践踏了汉族人民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很多汉族人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不愿剃发或自杀或被杀，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和不安，清初文士黄与坚《愿学斋文集》之《幸存记》和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之《平定姑苏始末》，都有详细的记述。

    又如“圈地令”，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最残酷，清军打着“无主荒田”的幌子，到处抢夺上等良田，“所至村庄相度畎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所有，而狼藉以除，鸟瞻靡止，唯所骇散，向南多道殣也”；“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除，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田主）携去，欲留者（田主）不敢携”；甚至圈占一过，“所剩民地无几”。

    可见，满洲八旗不仅圈地，而且圈房，甚至圈人，田主家中端庄漂亮的女人被强行留下，供其奸淫役使，搞得田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样极其野蛮的土地政策，激起了强烈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抗清活动此伏彼起。由于社会的激烈动荡和民心的恐惧不安，严重地阻碍了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尤其是明末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种情况直到乾隆年间被阻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才得以缓慢的恢复，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少倒退一百年。而在康雍乾时期，英国则发生了工业革命，蒸汽机的诞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标志着人类社会跨跃式的发展，从而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批哲学家和思想家，例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康德等。而十八世纪的中国，正处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但是，这个“盛世”拿到“工业革命”的坐标上去衡量，则很虚弱，当时清王朝对内钳制思想，屡兴文字狱，知识界人人自危，没有任何民主空气和思想活跃可言；清王朝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期间或有局部的开放，时间也很短暂。康熙从外国传教士那里虽然也学习一点科学知识，但并不运用科技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在全世界前进的洪流中落伍，就始于“康乾盛世”。

    从文化层面来看，明代后期以来市民文艺较为发达，“话本”空前活跃，例如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蒙初的“二刻”，以及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的出现，勾勒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图景和轮廓。但是，随着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反映市民生活的市民文艺被切断了，清初“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想基础的市民文艺不但没有任何发展，而且还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一变而为感伤文学，《桃花扇》、《长生殿》和《聊斋志异》则是这一变易的重要代表和典型杰作”；“孔尚任的《桃花扇》，可算是明清戏曲发展中唯一攀上高峰的历史剧，洪升的《长生殿》虽是借李（唐玄宗）杨（杨贵妃）之情，抒发现实的沧海桑田形同梦幻，有着经历大刼痛定思痛的感伤情绪。但是，它们的这种‘末世’之感，却正是当时历史时代岁月的折光”。诞生于乾隆年间的小说《红楼梦》，被学术界普遍誉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比《红楼梦》早几十年的《桃花扇》，孔尚任在《小引》中说：此剧“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两者何其相似；《红楼梦》讲述了“钟鸣鼎食”的贾府的衰败过程，而《桃花扇》描写了“寄望东南”的南明政权的衰败过程，两者又何其相似；甚至《桃花扇》写侯方域、李香君双双入道，而《红楼梦》则写贾宝玉出家，岂不又很相似？故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有明末“秦淮八艳”的影子，“十二钗的‘人格样本’是来自金陵的，金陵秦淮河上”，“金陵之城，就是伤春悲秋之地，甚至太虚幻境，亦是秦淮缩影图”。

    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1648—1718年），世居山东曲阜，主要著作有《湖海集》、《长留集》、《出山异数记》等二十三种。儒家的理念向来主张华夏与夷狄之防。孔尚任的父亲孔贞璠与其族兄均“绝意仕进”。但孔尚任有自己对前程的考虑，他曾于康熙二十年“典负郭田捐纳国子监生”，企图取得功名。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在南巡归来途中视察山东曲阜，孔族推荐孔尚任为康熙讲经，康熙很满意，“一日之间，三问臣年”，撩起他萌生进入清王朝“体制内”的想法，康熙赐孔尚任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命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赴淮扬一带疏浚河道，由于与上司在治河的问题上发生矛盾，遂使工程一拖再拖，孔尚任在扬州呆了三年。扬州曾是抗清名城，孔尚任凭吊了史可法的衣冠冢。孔尚任在淮扬一带，结识了明亡拒不出山的遗民黄云、许承钦、杜浚、邓孝威、冒襄、龚贤、程邃、王弘撰等，孔尚任为什么不辞劳苦去寻访明遗民呢？原来他在淮扬治河期间“经荒村”，看到了山河陵替的惨状：“此地楼台几刼灰，残阳满巷久徘徊。高低石院存僧住，昏晓柴门放燕来。大树正当行处长，荒坵多属战时埋。凄凉废井寻遗老，旧本蔷薇自谢开”。

    可见孔氏对明清鼎革后四十多年的乡村仍破败不堪异常感叹，对清王朝疗治战争创伤的无能很失望。因此，孔氏在思想感情上已向明遗民靠拢，他曾两次跋涉去江苏如皋冒襄家，第一次二人见面就“高宴清谈，连夕达曙”；第二次见面孔索性在冒家住了三十天，可见他与遗民冒襄感情甚笃，孔从冒的口中，获得了很多明末清初的重要资料，以及秦淮旧院的奇闻轶事。

    孔尚任又到了南京，拜谒明故宫、孝陵，目睹了明宫殿和陵寝的衰败。孔尚任在淮扬、南京等地的实地考察和与明遗民的交谈中，了解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南明兴亡的资料，遗民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例如他在《桃花扇·哭主》中写道：当镇守湖北长江一线的左良玉听说崇祯自缢煤山便北向叩首哭道：“我的圣主呀，我的崇祯主子呀”，他命令将士“换了白衣”，对着大行皇帝在天之灵，恸哭祭拜，然后大呼：“这恨怎平，有皇天作证，从今后戮力奔命，报国仇早复神京！”在《桃花扇·誓师》中，史可法孤军镇守扬州，发出“哭声祖宗，哭声百姓”的呼喊，他仍不忘“日日经略中原”的恢复之志。

    又如《沉江》，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沉江自杀”，众人惊呼：“好一个尽情忠臣！”部将称他将“故国苦恋”，“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康熙年间，清王朝仍定史可法为“抗拒王师”的“逆臣”，《桃花扇》借史可法的部众之口歌颂史是“忠臣”，是颇有胆量的。

    又如《入道》，当侯、李二人仍留恋“花月情根”时，张瑶星骂道：“啊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其中的“国”、“家”、“君”、“父”都有很强的遗民意识。

    尤其在这一出中，明朝开国功臣魏国公徐达的后裔现为清朝皂隶的徐青君上场时穿着“清装”，拖着辫子，任务是“访拿山林隐逸”，自嘲道：“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孔尚任对故国先朝的留恋和缅怀。《桃花扇》颂扬了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忠于故国先君的忠臣，批判了刘良佐、刘泽清、田雄等人投降清朝的叛臣，“流露了明末遗民的感慨与哀思”。所以，《桃花扇》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脱稿后的第二年，孔尚任便因“疑案”罢官，有专家认为所谓的“疑案”很可能是《桃花扇》惹恼了康熙及其统治集团而使孔氏丢官。但是，孔尚任并不是由明入清的遗民，他是标准的清朝人，由于康熙视察山东曲阜，一时间使孔府热闹起来，孔尚任更是受宠若惊，他感激康熙对他起用出山，这与明遗民隐居泉下拒不出山是不同的，然而他的官运并不顺利，他随孙在丰治淮，一呆就是三年，三年之后回到北京，仍居闲曹冷衙，生活十分困顿，“早餐大于军国谋”，这时孔尚任对官场的莫测和自己的命运，认识得比较清楚了。因此，他的遗民心结也更加坚固。

    纵观孔尚任当年出山时满腔热情，想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宦海沉浮，使他头脑由热逐渐变冷，于是，“他跟清朝统治者的关系，就有可能由合而渐离。不然，他为什么终于被排斥出清朝统治集团，而且一蹶不起呢”。

    所以，我们认为孔尚任撰写的《桃花扇》感慨江山的陵替，从此，“那乌衣巷不姓王”，“不信这舆图换稿”，不信也得信，这是严酷的现实。但是，通观孔尚任的几部诗文集和其他著述，以及《桃花扇》中反映的主旨思想来看，孔尚任并没有反清思想，更没有复明意图。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康熙欣赏和任用，他感恩戴德，企图报效朝廷，但他在京供职十五年并不得志，遂使他心灰意冷。但由于康熙当年对他的擢拔，则“冲淡了、挤掉了遗民们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影响，那么淮扬治下河三年，由于朝议龃龉，工程时起时停，他处于闲散、困苦的境遇中，客观上又使他与扬州一带的遗民们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乐于倾听他们缅怀往事，也每每为之感动，这就又一次受到遗老们思想情绪的影响，应当说，拥护清王朝，也希望在新王朝中取得功名，与对明王朝的灭亡感到痛惜、悲哀，在孔尚任身上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孔尚任在撰写《桃花扇》的前前后后，他在官场多年的困顿和冷遇，以及他对朝廷的失望，于是，在对明清认识的天平上，则向明亡的感叹做了更多的倾斜，正因为《桃花扇》表现了强烈的遗民情绪，传达了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展现出极大的伤感情怀，遂使其成为明清易代后“伤痕文学”的代表作。

《桃花扇》中“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关系

    孔尚任在传奇中明确指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但侯、李的“离合之情”只是该剧一个引由。康熙版沈默在《桃花扇》的“跋”中说：“《桃花扇》一书全由国家兴亡大处感慨结想而成，非正为儿女细事作也。大凡传奇皆主意于风月而起波于军兴之乱，《桃花扇》乃先痛恨于山河变迁而借波折于侯、李，读者不可错会”；乾隆版叶长元在“跋”中说：“稼部（指孔尚任）以至圣后裔，备悉时艰，欲抒其勃勃不平之气，而时多忌讳，势难指斥，旧人尚在，更未如何，不得已，寻一段风流佳话，写其感愤，故叙儿女之事少，述兴亡之事多。”可见孔氏是“借离合之情”为线索，其要旨是“写兴亡之感”。因此传奇中“离合之情”所占篇幅较少，全剧四十二出而侯、李共同在场或分别在场的共十一出，其余三十一出均表现“兴亡之感”。

    但侯、李的“离合之情”在传奇中写得很精彩，尤其是那把桃花扇，我们从侯方域自己的诗文集和他去世后诸家的传记中，均未提及侯赠李扇之事，但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却声称：“独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即书童）言于方训公（即孔氏族兄）者，虽不见诸别集，其事则新奇可传。”我们认为这把桃花扇根本就没有，所谓“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云云，实为孔氏故做有凭，倒是朝宗的“同里社弟”宋犖在《桃花扇·题辞》中揭示了：“凭空杜撰桃花扇，一段风流也自佳。”这里的“桃花扇”不是剧名而是扇名，全剧有史有据，宋犖是清楚的，他认为梨园演出的实为侯、李的“遗事”。

    可见这把扇子是虚构的，然而却是神来之笔，它增加了侯、李二人“离合之情”的曲折性、复杂性和传奇性。而且，这把扇子既抒发了“离合之情”，又连接着“兴亡之感”，从而很好地完成了《桃花扇》作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戏剧张力。

    (薛若琳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历史剧、宗教仪式戏剧和明末清初戏剧，著有《尤侗论稿》、《艺苑丛谈》，主编《中国巫傩面具艺术》。用了十六年时间从事《中国戏曲志》（30卷，3000余万字）编撰，任副主编，与同仁一道创建了“戏曲方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