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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4月28日 星期日

    古榆树下的故事在继续

    ——从下水泉村《村史》看城镇化应尊重群众情感

    作者: 《光明日报》( 2013年04月28日 01版)
    孙培相和祝铁砚再次来到古榆树下。毕玉才摄

      城镇化进程中,除了“把农民连根拔起”之外,还有一个选项是:就地城镇化。

     

      愿迁,愿留?除了政府规划,不妨再听听农民意见。

      在举办过沈阳世园会的棋盘山脚下,在长眠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东边,有一个美丽的村庄——下水泉村。如今,下水泉村只留下一株500多年的古榆树,被一圈蓝色的彩钢板围着,孤零零地站在高大的水泥搅拌机下,巨大的树杈因为失去了支撑,无力地垂在地上。

      3月20日是春分,69岁的孙培相和67岁的祝铁砚,挤过彩钢的缝隙,踩着泥泞的道路,再一次来到古榆树下,抚摸着古榆树老人一样皴裂的皮肤,眼睛潮湿。

    在村子里住了一辈子,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从清初李姓人家迁入此地,下水泉村已有300多年历史。

      如今,家住实验场小区的孙培相,在自己进城后新买的楼房里,向记者讲述着村子动迁的经过,“动迁得特别快,2006年5月份通知,11月份整个村子就扒没了。”

      曾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做过区委副书记、于洪区做过副区长的李吉祯老人,是从《华商晨报》上看到的村庄动迁消息。“见报后,再也不能迟疑了,赶紧前去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做一次告别。进村后,只见人们都在忙着,有的房子已经拆掉,许多人家已经搬走,想拜访一些亲朋老友,然而听到的回答都是‘不认识’‘不知道’‘早搬走了’……唉,一声叹息:少小离家老大回,村容户貌今已非。乡音未改家园变,相问不知谁是谁。”

      “老人不爱走,年轻人愿意。”祝铁砚对记者说,“在村子里住了一辈子,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一砖一瓦都是故事。”

    村子没了,500多岁的古榆树不能死

      村子没了,500多岁的古榆树形单影只地站在断壁残垣之间。一天,一辆小货车来到古榆树边,下来几个小伙子,连刨带拽,挖出古榆树干枯的树芯,装车后一溜儿烟跑了。

      这一幕,恰好被英达社区环卫女工赵大姐看见,赶紧通知了下水泉村的村民。“我们几个老伙计,当即打车赶到现场。”孙培相跟记者边说边比划,“榆树芯被掏走,露出一个大窟窿;支撑树的铁棍被抽走,一根大杈无力地垂在地上。”

      几个人找当地派出所,找管委会,找林业派出所,找来找去没有下文。老哥儿几个无奈,找来了辽宁电视台记者。记者带来了沈阳市的园林专家李作文。专家参照沈阳福陵、新宾赫图阿拉城的古榆,再结合这株古榆的“生命体征”,认定这株老榆树的树龄至少在500年以上,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录入《沈阳古树志》。

      有了专家鉴定,保护古榆就有了法律依据。孙培相、祝铁砚、朱普群等老人,在记者帮助下,找到棋盘山管委会。管委会按照老人要求,在古榆树被掏空的树芯中灌上了水泥,四周砌上护台。几个人一有时间就到树下看看,草多了,拔一拔;生虫子了,打点药。祝铁砚说:“全村人跟古榆树感情深着呢。逢年过节,村民们都要回村看看古榆,尽管村子已经不在了。平时,路过这里,时间再紧,也要折过来,到古榆下停一停。”

    如果我们不去写,历史就是一部缺皮少页的书

      如今的下水泉村,除了古榆树四周被蓝色的彩钢板围了起来,里面立着一个高高的水泥搅拌机,其余地方并没有开发。孙培相和祝铁砚两位老人,站在蒿草丛生的废墟上,向记者指点着哪儿曾是自己的住宅,哪儿是自己的葡萄园。

      “现在,人们还能找到自己的家,可是,再过10年、20年,人们还会记起下水泉么?”孙培相、周全民、祝铁砚、祝普群、李春文、赵荣堂6位老人,越想越觉得难过,“不能让这300多年历史就这么轻易抹去,如果我们不去写,下水泉就是一部缺皮少页的书。”

      6位老人重新拿起笔,进城下乡,走东家串西家,燕子衔泥一样收集村子的历史。忙活两个多月,写成一本《下水泉村村史》,每人拿出300元,在沈阳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成书,分发给分散在各处的乡亲。乡亲们看了,意犹未尽,说“你们写得太简单了。”于是又有了第二本书:《下水泉村的人和事》。

      即便是对那些有“历史污点”的人,《村史》里也不乏客观的记述。党员袁富伦,解放后一直担任队长、村支书,有一年天下大雨,粮仓进水,为防止粮食烂在仓里,私自决定,把粮食给乡亲们分了。后来因“瞒产私分”罪名被批判,上吊自杀。《村史》没有回避,客观再现。读了《村史》,76岁的袁富伦女儿声泪俱下。“没有埋汰谁,也没埋没谁。”这是老人对这本书的由衷评价。

      “水泉无限美,故乡不复存。诸君苦琢字,更为后来人。”孙培相老人在《下水泉村史》里,用诗歌表达了6位老人的初衷。

    “把农民连根拔起”是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也是城镇化

      离开古榆树,路过中水泉村。同下水泉村一样,中水泉村也已被夷为平地,只是在原来村址不远处,管委会为村民盖起了动迁楼。“下水泉和中水泉的大部分村民,都被安排在了这片楼里,其余零零散散的,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孙培相告诉记者,一些村民上楼后,依然保存着村里的生活习惯,扩边展沿找块地,开个荒,种点菜。

      村民们割舍不下的,或许不仅仅是房子,是树,更是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这种鸡犬相闻、邻里相伴的文化氛围。

      下水泉村的祝普群老人写的一首《路遇故乡人》,清晰表述了农民的这种情绪:“行路偶遇故乡人,相对执手倍觉亲。不言当年恩怨事,急问众邻迁何村。”

      乡村,不仅关系着物质文明的传承,还关系着人们的心灵归宿。既然土地能让人心灵宁静,那么,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除了“把农民连根拔起”的方式之外,又多了一个选项,那就是:就地城镇化。

      愿迁,愿留?除了政府规划,不妨再听听农民意见。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或许深意也在于此。(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特约记者 刘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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