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台

    乌鲁木齐，冬日的夜晚，万人空巷，白雪覆盖；而东莞小镇，宵夜才刚开始，虾粥才端来——

    去香港旅游，除了带回两袋巧克力，还有一个词：阳台。

    在那个东方明珠，导游每到一处就说：那是XX人的豪宅。判断房屋是否是豪宅，有个简单标准：是否有阳台。每当她慨叹“只有非富即贵的人，才能住上有阳台的房间”时，我就将手指在裤兜里并拢成枪，暗自举起，喉咙里发出无声的一声：砰。

    我并非讨厌那具喋喋不休的躯体，而是，讨厌那种赤裸裸，毫无羞臊感的世俗哲学。

    我终于住进这间有阳台的房子。

    拉开玻璃门，倚栏远眺，看到位清洁工，伞状雨帽，灰色雨披，中裤，拖鞋，持长柄大扫帚，哗啦啦扫落叶。我想起乌鲁木齐：来自西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正伴着大雪降落在那个中亚的中心。那个孤独、硕大、总被闲置的地带，曾是我的家。突然间，那个清洁工在我的脑海里发生了置换，我看见手拿铁锹，穿着过膝羽绒服，嘴喷白哈气的自己，在乌鲁木齐南方，正在扫雪。那是1993年的冬日。

    有朋友建议，我应该在阳台上摆个铁艺圆桌、两把靠背椅；我应该在客厅里铺上地毯，挂上油画或国画；我应将咖啡或普洱，倒进边缘镶银，鼓凸部饰有玫瑰花的白瓷杯；我应该……而我却什么都不愿做。我宁愿阳台空空荡荡，墙壁空空荡荡，地板空空荡荡。

    一切都显得空空荡荡……

    在乌鲁木齐，我占用过太多资源，现在，那些曾属于我的圆桌、地毯、油画、白瓷杯……皆堆砌在箱子里，一摞摞，放进储藏室。当它们不再被主人使用时，它们便死了，尸横黑屋。多久？还需要多久？我才能回到家，重新翻腾出那些杯子、地毯、油画？当生活遭遇风暴清洗，慌乱之中，我的手能拎得住什么？我是在离开乌鲁木齐后，才发现，一个人随着离开故乡而失去的，要比那片有限的土地多得多。

    这间岭南小屋，面积是我从前屋子的三分之一，所幸，它有个赤裸的阳台，能看到屋外的树木，层层叠叠，风景画般。在南方，我痴迷地看着各种各样的阳台：栏杆涂着蜡白色、铁青色、淡黄色、亮黄色、赭石色或浅桃红色，装饰着屋宇。人们走出走进，说话声毫无障碍地传到街边。而在北方，阳台是封闭的，人们安装上双层玻璃，用双面胶贴住缝隙，从十月开始下第一场大雪起，到第二年五月，阳台都紧紧关闭，玻璃上凝着冰霜。直到六月，主妇才会将阳台上的玻璃窗打开，迎着暖风，擦净玻璃。

    南方阳光不似北方那般干练果断，总含有太多水分，一件衣物吊挂在阳台，居然一天都干不了。而在我的家乡，号称“日光城”的哈密，湿衣服晒在外面，一两个小时即可干透。在南方，人们洗衣服要抬头看天气。称职的主妇，在晴天的大早，便会将被单、床单、窗帘等大件洗好，拧干，放在盆子中，抱到小区的体育器械旁，将单杠、双杠都变成晾衣架；甚至树杈上，也挂上小孩的衣裤。

    各种地方都被用来晒衣服：大铁门上、摩托车后座上、两幢楼房窗户间的铁丝上、工厂宿舍敞开的长方形阳台上；各种衣服都被晾晒出来：衬衫、T恤、牛仔裤、长筒袜、短裤、胸罩、手套、袜子、连衣裙……当它们被吊挂在半空时，摇摇晃晃，飘飘荡荡，像主人某部分活着的生命特质，还留存在里面。

    在北方，人们很少当街悬挂衣物；尤其，在北方乡间，女主人绝不会把内衣裤赤裸裸吊挂出来(那将是对邻居的最大羞辱,甚而可以引发械斗)。而在南方，我目光所及的，那些正在晾晒的衣物，实在太多，简直，比街上的行人还要多。

    如此之多的人，如此随随便便！

    最初，我的眼神像被强光照射，异常难受；半年后，我逐渐原谅了这样的举动：他们也想将衣服搭在阳台上……然而，他们没有带阳台的房间。

    故而，某些在农业时代积攒下的禁忌，到了工业时代，土崩瓦解。

    住进这间有阳台的小屋后，我写下我所看到的南方，南方阳台，南方那些总在晾晒的衣衫。离开故乡，我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者，没有任何生活资料，只能靠写作维生。我每天都坚持写作，从不怠惰。每当灵光闪现，我即刻将它记录下来。我写下我所看到的，体验到的，并非要将个人琐事自恋式展览，而是觉得，只有将自己的个人体验，连血带骨地掏挖出来，才能和整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叠合。

    思考——写作！写作——思考！这几乎是我到达岭南的全部生活！

    在这里，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同学，没有社交，没有同情，没有嫉妒，只需在凌晨时分，将自己启动，燃烧起来，便可。我坐在书桌前写作，全然不顾这是唐·吉诃德式的挑战。我写，发疯似的写，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停下来。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

    我停止敲打键盘，被这清脆的歌声所惊骇。

    ——歌声从邻居家敞开的阳台，毫无阻挡地，来到我的赤裸阳台，在粘附到耳膜上，每一个音符，都那么清晰、准确、有力。

    我的邻居，一个香港老人，精瘦身材，雪白头发，金丝边眼镜，裤缝笔直，浑身干净异常，总是蹑手蹑脚来，蹑手蹑脚走，窗帘永远关闭，自行车永远挂着锁链；可是，他居然克制不住某种古怪嗜好，这一天，拧大音响，播放出《我们新疆好地方》。在岭南四面果绿的空间，这些陡然出现的“戈壁……沙漠……积雪……”，饱含着偏执和孤傲，甚而，有种不合时宜的美。之后，他输送给我的，是《送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甚至，还有《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

    他曾是支边青年？他曾有过一个新疆女友？他知道他的现任邻居从新疆来？或者，很简单，他只是喜欢新疆歌曲中那种简单的欢快？然而，当这些欢快的音符回荡在我耳畔时，我却感觉它们像是在呜咽和哭泣。不……我并不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听到这些歌，这歌声让我沉重而难受。我心绪慌乱，从电脑前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哦，一个人想凭借汽车、火车和飞机，在短时间内迁徙别处，借此忘记过去的想法，多么幼稚！我依旧生活在过去的习惯、过去的思维、过去的场景中；我依旧，佩戴着“新疆徽章”。

    恍惚中，我看到自己在乌鲁木齐冬日，在阳台上跑步。窗户开了条缝，吹进冷冽的空气，像刀刃，搅拌着胸腔里的肠胃。我在挥臂抬腿时思考：是继续滞留，还是离开？

    新生以独特方式开始：命运将我推至岭南。

    在当代中国，没有比珠三角，更开阔、更自由之地了。所有的植物：无论芭蕉、荔枝、芒果，都因猛抽暴长而遮天蔽日；所有的声响：无论鸟鸣、蛙叫、蝉声，都因生命力旺盛而肆无忌惮；所有的城市：无论街道、楼房、人群，都因欣欣向荣而更适合个人奋斗。

    骑着自行车，在东莞小镇四处转悠时，看到那些阳台外挂着浓重雨痕的矮楼时，景色突然变得疏远起来，我想起乌鲁木齐，那些挂着冰柱的灰色楼宇。啊，乌鲁木齐，冬日的夜晚，万人空巷，白雪覆盖；而东莞小镇，宵夜才刚开始，虾粥才端来；啊，一个城市已经睡去，另一个城市才开始亢奋。

    从乌鲁木齐出发，来到东莞；从一个写作场，来到另一个。

    西北是我的根部，是传统的那部分；而岭南，是我的枝桠，是敞开的那部分。

    （丁燕 女。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被誉为“葡萄诗人”。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2010年移居广东东莞，系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