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枬森先生的学术品格

    在著名哲学家黄枬森先生逝世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翻开他的遗著，回想自己多年来向他求教的经历，耳边时时响起他温和清晰的声音。从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校订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中文译本，到本世纪初主持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直至近年来主编经典作家传记和新版选集，黄枬森先生以他的深邃思想和渊博学识给了我许多帮助和启示。如今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严格的科学精神和真诚的人格力量依然留在我们心中，策励我们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事业。

    黄枬森先生留给中国理论界的财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品格。他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已经包含在刊行于世的大量著作中，而他的学术品格则需要我们从他的奋斗历程和治学生涯中进行总结和概括，好让年轻一代学人受到启发，自觉继承。在这里，我想根据自己与黄枬森先生接触的体会，谈几点认识。

    第一，科学信念是黄枬森学术品格的基石。黄枬森先生毕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对于他来说，这个真理不仅是治学修业的指针，而且是整个生命航程的灯塔。在《黄枬森文集》自序中，他充满感情地写道：“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了我科学的思想、智慧，而且给了我科学的理想，使我活得更加清楚、明白。”他说他庆幸自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生的事业，因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获得了“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力量源泉”；他由此坚信“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是一定可以实现的”，“这个目标比极乐世界、天堂、永生这些虚幻的目标能够给人以更实在的关怀，因为它是科学的结论”。

    在黄枬森先生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漫长岁月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过严重挫折，我们的国家经历过磨难甚至浩劫，马克思主义面临过挑战、质疑和诋毁，他本人在政治上受到过长达二十年的错误处分和无情打击。但他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笃信和坚持，反而更加热忱坚毅地进行探索和思考。他对我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是我的终身事业。甚至在我被开除出党、不让我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情况下，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见黄枬森、韦建桦：《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2012年第6期）

    在被剥夺教学权利的日子里，在“文革”风暴肆虐的黑暗岁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复杂的政治形势使一些知识分子犹豫彷徨、心灰意冷的时候，黄枬森先生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醒、乐观和坚定，锲而不舍地走自己选定的路，做自己决定的事。他想到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和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开展有益的工作。《列宁〈哲学笔记〉注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他主持完成的。这部五十万字的著作，至今仍然以其宏赡的学力和缜密的考释受到学界重视，使我们受益殊深。他在压力重重的境遇中钻研经典，领悟精髓，博览群书，积铢累寸，为日后的开拓与创新打下了广博厚实的基础。人生的逆境成了他蓄势待发的契机。

    黄枬森先生的定力、恒心和远见，来源于他的科学信念。他在各种思潮的交锋和真伪难辨的论争中能够始终把握正确方向、坚持科学态度，从根本上说也是凭借他的科学信念。这种矢志不渝的信念是他勤学深思的结果，更是他亲身实践的结晶。青年时代，他勇敢投身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包含着对理论是非的缜密思考，也蕴藏着对祖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情关注。由此树立的信念必定会坚如磐石，也必然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品格。

    第二，实践精神是黄枬森学术品格的轴心。黄枬森先生经常向我提起恩格斯1895年3月11日致桑巴特书信中的一句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恩文集》第10卷第691页）在黄枬森先生看来，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研究”不仅仅是指研究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指研究现实问题。据此他强调哲学研究必须始终立足于社会实践，必须在揭示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同时使理论成为实践的指南，并且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发展。

    年逾花甲以后，黄枬森先生勉励自己更加自觉地将恩格斯的教诲作为学术研究的指针。他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让哲学这株大树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丰厚土壤，从而更加枝繁叶茂。我们回顾他最近三十多年来的学术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一以贯之的实践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他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关于人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的讨论、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他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创见。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角，研究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基础，发表了有关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繁荣文化事业、加强道德建设等重大问题的文章。他主张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全面考察出发，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出发，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教条主义旧传统，开拓哲学研究新领域。

    他对人学理论的思考就是一个范例。一方面，他梳理千百年来中国和西方人学思想史的丰富资源，研究经典作家关于人的深刻论述，阐明人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意义，努力为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他积极推动人学研究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使这个新开辟的研究领域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人学内涵》、《以人为本原则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论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权问题》等论文（均见《黄枬森文集》第五卷），为增强理论自觉、促进科学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人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黄枬森先生总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问题，总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探讨问题。

    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执着的实践精神，同样贯穿在他对哲学基础理论的探讨中。因此，我们读他的文章，总能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与活泼的生机。他的著述贴近社会与人生，摒弃经院习气，戒绝空洞议论；文风朴素清新，力避艰深晦涩，在简约自然中形成一种“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尚书·周书·毕命》）的中国气派，体现了求真崇实的学术追求。

    第三，诚实态度是黄枬森学术品格的内核。改革开放以来，黄枬森先生反复强调，要使我们的哲学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恩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0页），就必须把哲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建设、运用和发展，而科学要求的是诚实和诚朴，反对的是虚假和虚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把诚实视为学术的生命。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总是郑重声明：这是他“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马恩文集》第2卷第594页）。所谓“诚实研究”，就是始终对人民真诚，对历史负责；就是依据确凿的事实和缜密的逻辑作出判断、得出结论，一丝不苟、信而有征，反对主观臆断、穿凿附会。黄枬森先生一生恪守这个原则。他坚持了经典作家倡导的学风，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学术“著诚去伪”（《礼记·乐记》）和“论必据迹”（欧阳修《或问》）的优良传统。

    诚恳质朴是黄枬森先生做人的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他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反映在他与师友、同仁、学生切磋学问的整个过程，同时也表现在他晚年对一生学术历程的反思之中。在同我谈话时，他坦承自己当年在学术论战中，特别是在对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批判中也曾“陷入一些偏向，今天正在努力纠正”（见黄枬森、韦建桦：《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的磊落襟怀。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几十年来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从青年到暮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务求领悟要旨，得其精义。对于所有重要问题、疑难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他都仔细研读外文原著，对照中文译本，反复斟酌，认真比较，直到彻底弄清经典作家立论的背景、语境、理据和逻辑思路。对于译文中的问题，他心平气和地同我们讨论，条分缕析，推本溯源。他主张在阅读原著时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将原著及其表达的思想视为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地探求其中的意蕴；他主张先弄通原著思想再作评价引申，反对捕风捉影、望文生义；他主张用实践作为自己观点的最后证明，反对“六经注我”、断章取义，特别是反对把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当做绝对真理。这些主张说明，黄枬森先生诚实治学的态度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诚实的态度使黄枬森先生面对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始终保持安静，不受诱惑和干扰。这一点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尤为重要。马克思说过：“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57页）黄枬森教授的大量学术成果，正是在安静中通过独立思考积累起来的。他说自己一辈子“重视独立思考，不喜追风赶浪”（见黄枬森、韦建桦：《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即使某些意见形成一股潮流，他也要沉下心来，冷静审视，绝不人云亦云；即使某种观点被视为权威定论，他也要保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从来不把这种权威定论看成是不可逾越的藩篱。正因为如此，他在经典文本研究中能够辨明是非，提出创见。他的论著《〈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就是一个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他根据列宁《哲学笔记》手稿，重新研究了列宁提出的十六条辩证法要素，厘清了前七条与后九条的关系，纠正了以往哲学家们众口一词、沿袭多年的结论，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列宁的辩证法体系。这个独特贡献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赞誉。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对于自己受到的一切褒贬毁誉，黄枬森先生向来淡然置之；然而面对当今学界种种不诚实的现象，他深怀忧虑。他希望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戮力同心，清除积弊。他深有感触地说：“诚实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表现。真正要贯彻这种精神，还要求胸怀坦荡，一心为公，摒除各种偏见。因此，一个人要一辈子做到诚实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推动事业发展，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见黄枬森、韦建桦：《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在诚信问题引起全社会关切的时候，黄枬森先生这番话更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创新魄力是黄枬森学术品格的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为推进社会变革发挥先导作用，从而真正成为“文化的活的灵魂”（《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20页）。这是黄枬森先生在新时期反复阐述的观点。他是哲学创新的倡导者，也是这项工程的带头人。我们今天重温他的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

    一是清醒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黄枬森先生强调，我们的创新是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而不是改变这个本质，背弃这个要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中国化、是创新，一方面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的前提下发展，这是“决定创新的性质与成败的关键”。在本世纪初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和创新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他自始至终严格遵循这个原则。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鲜明主题、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的前提下，黄枬森先生带领课题组从对时代的考察（包括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和历史的考察）中、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的研究中、从对中外哲学思想的分析和综合中汲取新颖的科学内容，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加以整合，最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整体，以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为分支，努力形成一个更真实、更完整、更严密的体系（参看黄枬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这种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提供了一条富有新意的思路。

    二是科学对待创新与继承的关系。黄枬森先生在推动创新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十分尊重和公允评价前人的探索历程和研究成果。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哲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是对前形态的继承和创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以前哲学继承过来的东西看成是‘复辟’，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今形态从以前形态继承下来的东西看成是‘过时’的东西。”（见黄枬森、韦建桦：《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秉持这种科学态度和历史意识，他全面考察了苏联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就是二十多年来受到许多人批评的所谓“旧体系”。他论证了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同时也分析了它的局限性。在全面考证和仔细辨析的基础上，他指出这个体系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参照狄慈根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观点构建起来的；如果以明确的对象、真实的内容和合理的结构这三个条件来衡量，那么应当肯定这个体系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在内容的完整性、逻辑的严谨性方面，特别是在吸纳其他哲学思想积极因素的包容性、反映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敏锐性方面，这个体系有不足，有缺陷，甚至有失误。我们的任务是对它“加以修正，加以丰富，加以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见《我的哲学思想》，《黄枬森文集》第2卷第117页）。从黄枬森先生这些审慎周密的分析中我们体悟到，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仅要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要下扎实的研究功夫。在这里，轻率武断的结论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以上是我对黄枬森先生学术品格的四点认识。苏轼说过：“凡学问之邪正，视其为人。”（《篆髓后一首》）黄枬森先生一生忠于祖国、甘于奉献，为人正直淳厚、勤勉谦逊、恬淡质朴、表里如一。这种做人的风骨决定了他治学的风格。在他身上，为人与治学是一致的，他在这两方面都回应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期待。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并不是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219页）确实，黄枬森先生当之无愧地属于在时代风雨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优秀哲学家群体；归根结底，是时代的进步潮流和人民的伟大实践铸就了他的学术品格。（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