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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胡鞍钢，祖籍浙江省嘉善县，1953年4月27日生于辽宁省鞍山市。1978至1988年先后在河北矿冶学院（今河北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1993年回国。2004年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荣誉经济学博士。从1986年起，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主要研究者，长期系统从事国情研究。他是这一跨学科、新兴领域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该院旨在建成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截至2013年2月，他已出版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系列专著（19部）、合著（23部）、主编（13部）、合编（7部）、英文和日文著作（9部）。他所撰写的国情报告为中国决策层提供了重要参考，党建读物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由他主编《国情报告》系列，共计14卷（1998-2011年）、27册、930万字。他多次应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和中长期专项规划制定和政策咨询，先后荣获多项杰出学术奖项，也是《中文社会科学文献索引（CSSCI）》中论文被他人引用篇次数和H指数最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之一。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句话来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是中国梦具象化的解读。
2020，也是国情专家、经济学家胡鞍钢新书《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关键词——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创新强国。”
“2020年，中国将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新型超级大国。”
经由定量分析，达成乐观结论，这本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英文书体现了胡鞍钢的一贯风格。过去二十多年间，他撰写的国情报告和著作，已经间接或直接地促成了包括分税制改革、西部大开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优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酝酿出台。
思想和观点提出不久就会进入决策层视野、变为主流政策，这是胡鞍钢的特色。
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持“中国前景乐观论”，这是胡鞍钢的“标签”。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该书“序”中向英语世界介绍他：“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思想者像他（指胡鞍钢）这样准确地预测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瞭望者”，他则以此自喻。
“提议会在三五年后纳入决策层视野”
胡鞍钢、王毅代表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执笔的《生存与发展》，发表于1989年，有人评价为胡鞍钢的“开篇之作”、“成名之作”。
当年，与“摸着石头”改革的步伐相伴随，各种政策咨询机构应运而生。自1986年起，还是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生的胡鞍钢开始国情研究。他与小组中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协同创新，率先将定性与定量、专家经验与数理统计、历史、现实与未来预测、国内情况与国际环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国情研究领域。
在经济增长成为第一要务的上世纪80年代，这份国情报告提出了中国将面临的四大危机：人口、粮食、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在危机分析的基础上，胡鞍钢与合作者给出了若干结论——非传统（指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
在这篇报告中，他们首次提出了“持续发展”战略。“当时对中国发展有种错觉，以为只要一改革，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速胜。”胡鞍钢说，“实际上，现代化需要不断积累的技术进步、结构转型等等。”
《生存与发展》也引起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1年，北京电视台以《生存与发展》为蓝本制作的国情电视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1989年8月，胡鞍钢与他的同事又完成了题为《生态赤字》的国情报告，延续了“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在这份报告中，胡鞍钢用近乎严厉的语气预警，生态问题将是21世纪中华民族生存的巨大危机。如果不迅速采取重大的可操作性措施，逐渐缓解生态破坏的压力，那么不断增大的生态赤字将成为影响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危机。
他希望中国能充分利用后发者的优势，避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一理想化的结果现在看来并未达成，但报告在绿色发展问题上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2010年瑞士日内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罗（Paolo Urio）在评价这份国情报告时称：胡鞍钢等能够在20年前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严重的“生态赤字”预警是具有十分远见性，使我们（这些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绿色发展战略最初的思路，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绿色发展”至今仍是胡鞍钢国情研究的重要关切。在最近演讲中，胡鞍钢使用了这样的比喻：在创新发展模式上，中国必须由“黑猫”变成“绿猫”，由黑色发展变为绿色发展。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的两年，他写了12份《国情报告》呈送有关决策部门。包括《中国应当公开承诺国际减排义务》以及《我为何主张公开承诺减排》等。同时，他还是国际能源组织撰写《2009年全球能源展望》报告的国际顾问。
他曾在生态问题上一语成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绿色发展的乐观态度。《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预言之一，就是中国8年后将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持“中国前景乐观论”，在独立研究和与政府良性互动间保持平衡，这是胡鞍钢的“标签”。
有媒体评价，解读中国政策走向最好去看看胡鞍钢的国情报告，他的提议会在三五年后纳入决策层视野。这种影响力不仅来自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也来自于他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深刻洞察和敏锐直觉。
1995年，胡鞍钢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下一步》的著作，分析后邓小平时代中国将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挑战。“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关键变量在邓小平。”胡鞍钢对记者回顾，“相对于人事安排，我的书倾向于讨论制度安排。领导人交替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平稳过渡。”
书中讨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发达和欠发达地方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关系，并直言了其中掣肘之处。他坚决反对军队经商，将其形容为“建国以来自毁长城的重大失误”。
因为涉及内容十分敏感，1995年该书在大陆出版时，有关“军队经商”的内容被全部删除。但不到3年，即1998年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央明确叫停了军队和武警部队的经商活动。
“平稳过渡”与“制度安排”仍是胡鞍钢现在国情研究的关键词。十八大之前，他所带领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先后编发了17篇《国情报告》，为十八大报告提供重要观点和建议，也为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三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提供了历史背景、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
他是中国目前能影响国家决策的少数学者之一。有人在微博上这样评价：“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激动人心的变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考，也需要贴近现实的密切跟踪与记录。历史藏于细节之中，在宏大的叙事与细节结合方面，他（胡鞍钢）的观察比较靠谱。”
“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难，把建言变成政策更难”
军队经商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央财政吃紧。而中央财政问题的解决思路，来自于胡鞍钢与合作者的另一份国情报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已经走到悬崖边。无论是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还是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在迅速下降，并处在新中国的低点。这期间，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并且借后不还的情况。“弱中央”状态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保障、基本建设、基础研究和国防资金严重匮乏。
还有更深层的恐慌。“强地方、弱中央会有什么危险？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五。”胡鞍钢说，“20年前我们处在经济转轨的十字路口上，中国要避免这样的悲剧。”
1993年他人在耶鲁大学，和另一位政治学家王绍光一起撰写了一份《国家能力报告》。研究了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并提出了解决思路。这份报告被认为直接促成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和中央开始按税种划分收入来源，影响全国、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被收归中央。
“王胡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后续效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发生逆转，地方特别沿海发达地区反对声浪铺天盖地，基层税务部门公务员们开始面临命运的赌博——到底是去“国税”还是“地税”？传媒报道，高层调阅，业内广泛讨论。时人文章曾评论其“真可谓举世瞩目。”
来自学界的争论和批评声浪很高。在一次面对面地研讨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批评“王胡报告”推崇的“强（中央）政府”，会造成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对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侵害。除此之外，胡鞍钢面对的批评还有“用集权分权来解释国家能力问题过于简单化”、“有国家万能论的味道”、“照搬西方国家模式做参照系”，等等。
分税制改革已经既成事实。今天检讨它近二十年的运行过程，主流的结论是“发挥了一系列正面效应，也积累了一些问题”。但这份报告背后的学理分野现在反而更加醒目，有舆论认为，围绕“王胡报告”的争论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一次大规模交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这类交锋勾勒了两个政治坐标系的轮廓。
“新左派”的标签是推崇中国模式、国家主义；反对庸俗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应受政府规范调节；提倡人民主权，重视社会公平和弱势群体权益。除胡鞍钢外，人们认为这一派别还包括他的合作者王绍光，以及在他隔壁办公的另一位政治学学者崔之元。
2011年在新书《人间正道》里，胡鞍钢重新讨论了苏联解体的结果：“许多苏联自由化的鼓吹者原本想通过制度休克，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接轨。幻想通过惊险一跃，摇身一变为美国那样的一流国家。幻想破灭之后，俄罗斯不得不面对沦为世界二三流国家的残酷现实。”他认为前苏联解体之路已成为中国的反面教材，“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是制度优势”。
在接受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的采访中，胡鞍钢驳斥了“国进民退”的说法。他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隐含的前提是零和博弈。这个命题来自于感觉，缺乏客观的全面的统计数据支撑和专业化分析。这二者在他看来是下任何结论的基础。
这些论述都被看做有明显的“新左派”特点，但胡鞍钢不以为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个派或那个派。我是实事求是派，是务实派。我特别推崇邓小平务实的作风，应该像他一样考虑中国的大思路、大战略。充分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有机结合。”在采访中，他数次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言论，每一条都能说出具体出处。
他的见解立场感明显，对中国道路的信心显而易见。然而推崇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胡鞍钢恰恰也是中国体制弊端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博士曾这样评价，“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方面，胡鞍钢比这些（中国模式的）批评人士更加具有远见以及影响力。”
比如，他相当看重国企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中的特殊作用，认为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逆转。“中国的政治文化要求中国必须走自主性的道路，这样一种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后发国家，依靠私营企业很难与欧美日跨国公司比拼。”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国企垄断、行业垄断、行政垄断的批评者之一。“垄断就是一种腐败，反垄断就是反腐败”，是他的著名论断。
早在1998年，他就曾直言不讳地给出这样的批评：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基尼系数快速增长；严重的腐败及其巨大的经济损失；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他对中国社会现状有清晰深入的把握。胡鞍钢的乐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变得有分量。
“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难。把建言变成政策更难。”胡鞍钢并不避讳对自己的正面评价，“我觉得我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不忌讳其他学者对自己的批评，坦然地向记者推荐他的批评者，哪个问题可以去看一下哪位学者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一下。”
目前他致力于“变成政策”的建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995年他就和王绍光、康晓光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1997年他与另一位学者邹平又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思路。这一思路在制定“十一五”规划被确立为基本国策。现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确立了基本公共服务九大方面，并专门制定了专项规划。
从创意建言提出到最终成为国策，大约用了十年时间。“从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还算比较快的。”胡鞍钢说，“我并不是在强调这个概念是我首创的，是否有目的地将这些思路变为国家规划、公共政策，然后让人民受惠，这才是关键。”
“天下大治的情况太难得”
胡鞍钢心里深藏着“中国梦”。
在1991年《中国：走向21世纪》一书的自序中，他这样书写自己的报国情怀，“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我的个人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光明与黑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
作为50后，他经历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沉浮辗转。这其实也是这一代学者的特别之处，因为等60后进入青春期时，高考已经正规化。从此之后，成长才开始有规律可循。
1969年，16岁的胡鞍钢和北京十万知识青年一起奔赴北大荒农垦，开始他十年的“社会大学”。他干了七年的农工，也当过炊事班长、排长和副指导员。而后又被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出没于穷乡僻壤、跋涉于山川沟壑，经历了两年异常艰苦的勘探工人生活。
生活艰辛单调，前途晦暗不明。即便如此，胡鞍钢始终没有放弃读书自学。他穷尽一切可以找到的文史哲书籍，珍惜每一个劳动的间隙。读纸质的书，也读中国社会这部“天书”。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中国农民的艰辛困苦，也引发了他对中国为什么“一穷二白”的长久思考。
这是他有志于国情研究的重要原因。胡鞍钢说：“这段生活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真正含义。”
1977年7月，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的设想，为那一代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钻探工人胡鞍钢找到了大队党委书记，“我要考大学。”
对方有点困惑，劝他想清楚。理由是胡鞍钢很可能列在涨工资的名单上了，这是中国1957年之后20年来第一次涨工资。
月工资42块钱的二级工笑道：“涨工资我可以让给别人，请给我一次考大学的机会吧。”
河北矿冶学院（今河北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次年三月初才送到在野外勘探队工作的胡鞍钢手上。25周岁的大龄青年庆幸自己开始了第二次青春，最终还是走上了实现“中国梦”的知识报国之路。
这十年的生活对于胡鞍钢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给清华本科生开课，还是对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自主选学班讲座，胡鞍钢都会专门提到“文革”话题。“天下大治的情况太难得，太应该珍惜。”
他对国家发展的各种预测都有一个总前提，那就是社会环境长期稳定。“我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同行交流两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谈到改革初期中国的工业远不如苏联，而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工业品出口国的时候，他们感慨万千。说，除了一些资源性像石油、天然气这样的能源产业之外，俄罗斯的工业体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远超过第二次大战的破坏，现在的工业产出只相当于1991年俄罗斯工业总产出的88%。”
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之春”已演变成为“阿拉伯之乱”。刚刚从埃及回来的本报摄影记者问胡鞍钢，埃及经济社会的乱象何时能平复，五年可以么？他摇摇头：“五年？那太侥幸了。”
中国要在稳定的前提下讨论改革。胡鞍钢说：“改革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焦灼的阶段。”他认为改革下一步必须要对现有既得利益进行调整，而调整利益受损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复杂而艰难。
他举例子，“1994年我去贵州毕节，它当时的水价就是9毛4，北京当时可能才几分钱。这合理么？这二者应该调过来才对吧。稀缺资源价格扭曲，改革就要调整。”他的批评后面肯定会跟着建言，“我们的政策建议是逐渐提高稀缺资源价格，直接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补贴到基本需求。避免其他的人群也搭便车。”
当然，这影响不了胡鞍钢的乐观，他近期的研究和计算仍然显示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其中有一条是对中小企业的描述：“主要要素价格基本放开，各类型企业充满活力；私营企业利润增长率去年最高，超过国有企业。”这与舆论中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生存艰难的情形相去甚远。
大概不止一次被问及这个差别，胡鞍钢一言蔽之，“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知识报国，知识为民”
胡鞍钢的博士沈若萌形容他为“严师”。
几乎在所有和学生相处的时间里，他都在讲述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知识和对研究工作提出要求。如果你学术拖沓、长时间拿不出像样的成果，或者毫无调研就拿着材料高谈阔论，那就离挨批评不远了。
在勤奋方面，胡鞍钢的身教甚于言传。他将每天24小时严格分配到读书、写作和教学以及休息上。一不担任行政职务；二不参加各种应酬；三减少非学术活动时间；四是专注于研究与教书育人。
他的博士生杨竺松说：“如果胡老师因为已经有了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便停下笔来安享已经拥有的资源，那么学生对他可能并没有多少崇敬；极其难能可贵的是胡老师坚持将学术上的勤勉和孜孜以求当作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看不出来他已年届六十，还是一位严重的糖尿病患者。走路大步流星，年轻人跟在后边一溜小跑；说话激情四溢，兴致高的时候你基本插不进去话。在采访中，他会时不时带着京腔问“你懂我意思了么？”杨竺松说：“胡老师这句口头禅说得越频繁，表明他和你讨论的兴致越高。”果然，这句话说上几遍之后，他的声音、调门也提高了，眉飞色舞。
他不用手机，反感那种浸淫在利益里的交情，崇尚“君子之交淡如水”。本报一位资深记者形容胡鞍钢为“性情中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就地区差异问题去胡鞍钢家里采访。聊到畅快淋漓处，胡鞍钢热情留客：“你就留在我这里吃饭，就留在我这里吃饭。”结果他自己也不知道家里米饭不够，两个人只好半饥半饱地吃完了精神富足的一餐。他们的友谊延续到现在，互赠作品但从不打电话寒暄。
比起勤奋，胡鞍钢作为学者的“纯粹感”对学生影响更深。“知识报国、知识为民”的理念正从他这里传递到下一代身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成为建设者，而不仅是批评和旁观。”沈若萌说。
在今天的社会生态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也许更需要理解和学习这种“纯粹”。
他珍视为人师者的身份。在面向清华本科新生的大课堂上，胡鞍钢每次都会勉励年轻一代志存高远，做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脊梁。他常常为清华学生开设各种讲座，还讲党课、团课，基本场场爆满。
他很自豪：“我最喜欢的也最擅长的就是与学生交流和分享知识。”
“中国梦”需要更多年轻的追梦者。谈起他近几年致力于推动的绿色发展问题时，胡鞍钢说，“我要终身推动这个事情，我的学生也要跟我一起推动下去。我会充分利用我的课堂去传播绿色发展的理念。”
一个经历丰富的长者常常会担心，因为生活得过于安全和平顺，年轻一代会在观察社会生活上陷入浅辄和狭隘。但对于胡鞍钢而言，这是杞人之忧。
毕竟对于变革中的中国，他们正亲历历史。胡鞍钢说，“我相信邓小平的话——‘后人比我们更聪明。’我再加一句话——‘后人比我们更成功’。”（本报记者 刘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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