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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内，莫言和库切分别朗诵了自己的作品《生死疲劳》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现场掌声不断。为期两天的“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拉下帷幕。
这里会集了多位中澳作家，中国的铁凝、张健、李敬泽、徐小斌、莫言、李洱、刘震云、叶辛、李尧，澳大利亚的布莱恩·卡斯特罗、J·M·库切、大卫·沃克、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盖尔·琼斯和安东尼·乌尔曼。
“文学与包容”“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文学的本土性与普遍性”“文化包容和文学体裁与阅读”等话题，引起作家们的关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莫言和库切一场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探讨。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有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
莫言显然已经有点排斥谈诺奖的话题了，“如果我自己选，我肯定不选这个话题。”一上来，莫言就直言，这是一个让他无奈却无法逃避的话题。
莫言第一次知道这个奖项，源于1981年夏天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选》。而与奖项产生联系，却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学院演讲时，提到了莫言的名字。
从此，每当一年一度的“诺奖综合征”季节到来，莫言就不得不躲回老家高密。“我曾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你就造个谣言，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中国，一旦被封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来了。如果你想表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你要小心，有人会批评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吸引瑞典学院的注意。”
从多年争议到最终获奖，莫言渐渐明白了诺贝尔文学奖被曲解的意义：“诺贝尔文学奖有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和被哈哈镜化的我。”
莫言认为，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文学奖，然后才是其他。它最根本的衡量准则是文学，这个奖项最根本的意义是它的文学意义。在瑞典领奖的十几天里，通过与瑞典学院的院士以及瑞典各界的广泛接触，莫言深刻认识到：瑞典学院从来都是把作家的文学成就当成最重要的标志。许多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大多是一厢情愿的虚构。
而对于很多人认为的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具有巨大推动意义，莫言并不认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项，可以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向前。文学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是人类追求光明、惧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的愿望使然。从这个意义讲，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文学奖没有任何关系。而要想写出好的作品，首先就应该把文学奖忘掉，如果把得奖当作写作的动力，甚至去揣度评委的口味，并试图改变自己的风格，这样的努力多半是南辕北辙。”
现在，很多人关心莫言获奖后的生活状态，他说：“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尽快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
库切：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是有局限的
库切给人的感觉一贯是严肃而沉默的。有人曾说：如果请他出席晚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现身文学论坛的他，依旧是一脸严肃地评论着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的局限性。
根据对诺贝尔本人对文学类型好恶的分析，以及诺贝尔遗嘱中对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库切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走到现在，“理想主义倾向”的评选标准是有局限的，这也让瑞典皇家学院感到困惑和束缚。
库切举了三位获奖者颁奖词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三个作家根本不是理想主义者，大家听一下他们的授奖词，首先是2004年的耶利内克，授奖词说他的作品揭露了社会陈腐的思想；2001年的纳保尔，授奖词说他的作品驱使我们去认识那些被掩盖的历史真相；还有1969年的贝克特，授奖词说在他的作品当中现代人从贫困的境地当中得到了鼓舞和提升。”库切认为，这些与理想主义倾向相去甚远。
“诺贝尔本人讨厌左拉和一切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东西。在那个时代，瑞典最著名的作家是斯特林堡，也是一个左拉的追随者。虽然瑞典皇家学院从1901年到1911年有11次机会给斯特林堡颁奖，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至少在早些年的时候，诺贝尔奖并不是颁发给当时最伟大的作家，而是获奖本人必须是世界观和诺贝尔本人相容的作家。”库切说。
（本报记者 李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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