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19世纪末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到20世纪初一批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国历史学完成了自身的两次转型，即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同时中国历史学也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社会基础、前提条件和思维方式。

    历史学具有的独特认识功能不仅为人们了解人类历史和现实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眼光，而且可以使人们重视历史背景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增强人们以历史思维研究问题的能力。恩格斯曾经称赞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很重视历史学观察事物、认识社会的功能和思维方法。

    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历史学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思想条件。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都有深厚的历史学基础，他们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有自己独到的认识，这对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历史学家，他不仅接受了西方新史学的某些观念，而且接受并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说自己“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学科”（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9页）。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唯物史观课程时就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弗里曼、兰普勒希特等近代思想家、史学家的史学观。他曾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2页）

    在历史学思维方式启发下，李大钊对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观察、分析与理解，他认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非常重要。而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对此发生了两种影响。一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二是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获得这两个正确认识，有利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运用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中。换言之，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置具体的国情于不顾。李大钊具有的深厚历史学基础对他认识中国国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此，他认为，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发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一批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此次论战之后，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加快了脚步。部分历史学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停留在浅表层面，在论证的过程中还显得比较粗糙或稚嫩，但是，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在当时却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历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是由当时社会发展和学术内在理路决定的。这次论战同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思想与政治背景。不仅如此，论战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道路，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历史学界围绕着社会史问题进行的学术讨论，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历史学界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即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具体指导和实际需求，以及历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与应用。

    在我们看来，历史学研究的问题越现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越有其实现的可能性。社会史论战为共产党人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趋势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因为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迁，新问题也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人们寻求破解近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要流向。著名学者郭湛波这样评论说，当唯物史观（或者如马克思所使用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时候，就必然对中国历史学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特别是随着历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型，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问题。尽管中国知识分子最初对唯物史观的掌握仍然是肤浅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大多出自一些浅显的初级或间接的选本；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论者，对于唯物史观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也未能将其同史学上其他的社会经济方法清楚地区分开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人也积极学习、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们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单纯的学派或者学术来对待，而是把唯物史观当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把唯物史观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尝试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进行了有机的统一。而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社会史论战”以后至延安时期，中国历史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界自此时开始成为一种显著趋向。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强大活力的推导和独特基本理论的吸引，更多的历史学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史学著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而此时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也为其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内容。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第一次提出这些问题重要性的时候，就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解决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理论思维工具。此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处于不断转型发展之中，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特色，相继推出了一批里程碑式的历史学著作，在断代史、通史、近代史、历史理论和专史等各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一批史学大家积极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道路，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