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饥饿中国》——用脚把淹没的历史“踩”出来

    2012年夏，河南商报社一群热血记者，分省内探寻、省外追访、留守统筹三路，走访灾荒亲历者，实地考察历史遗迹，重新揭开了有关1942年河南灾荒的苦难历史。在说到此举何为时，我们听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们总是遗忘，下一场饥荒会将我们埋葬！

 

实录比电影和小说更有力量

 

    拿到书稿后，不到一个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记者们记录的文字。

 

    “看书中的文字，经常是饱含热泪。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这段历史会被淹没整整70年？《1942：饥饿中国》是一部全景呈现1942大饥荒的历史纪实作品，它有着丰富的层次，将历史和现实对接，重返历史现场，全方位、多维度呈现了1942年前后兵灾、蝗灾、旱灾下的中原大地。如果说电影在讲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故事，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幸存者、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讲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1942经历或记忆。我们始终认为，实录比电影和小说更真实，更有力量，更传之长久。”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

 

    作者与出版者把书名定成《1942：饥饿中国》，是想阐释一个理念：虽然这场灾难发生在中原，发生在河南人民的身上，但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群体记忆，应该永远记住。

 

    “一个民族面对灾难的态度，蕴含着民族复兴的希望。苦难中，中国人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光辉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力量就在。”顾青说。

 

一个时间点、一个受灾面、一个逃荒线，渐渐地还原出一场尚不完整但已见清晰的1942年河南饥荒

 

    河南商报7位记者翻开了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父亲8岁那年，就是1942年，为了度过灾荒，到处去刮树皮、摘树叶，有一次从树上摔下来，差点没了命。”从小就听父亲讲过那场饥荒的河南商报总编辑孟磊，是此次采访的策划人之一。他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但是有些时候，昨天的历史会突然走到我们面前，成为今天的新闻。也许新闻人对历史的担当，会是我们整个新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作为河南的媒体，我们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它曾经得过一场大病，到现在还留着一些伤痕，甚至有一些痛点，只要碰到它，它都会非常深地刺痛你的神经。把这些痛点找出来，重新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个伤痕，有这个痛，对我们今后有好处。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河南人的担当，更是中国人的担当。”

 

    春节过后，河南商报的记者开始行动了。

 

    拿到这样一个选题，记者郭小阳兴奋极了。但一个难题也摆在面前。“1942年，已经70年过去了，回头看看，一片白茫茫，什么都看不到。怎么办？”

 

    记者们开始艰难地爬梳。

 

    寻找时间点，确定坐标为1942年。记者李肖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各种资料，对200多种图书和相关文献，做了详尽分析。“1942的样子”开始呈现。

 

    确定受灾面。寻找亲历者，用的是很原始的办法：扫街式寻找。见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就去问：你是哪一年的，你知不知道1942年，你记得那年的大旱吗？就这样，采访了一二百人，去了河南的每个县、很多乡，甚至深入到村，用脚把被淹没的历史“踩”出来。

 

    追踪逃荒线。河南省目前没有任何文献证实当年的灾民逃到哪儿去了，记者们是通过灾民之口描绘出逃荒路线的。从洛阳出发，有去西安的，有去山西和安徽的。其中，有一条逃荒线十分清晰，就是从洛阳到宝鸡。于是，记者就从洛阳一口气走到宝鸡，又去兰州，确认宝鸡到底是不是终点。一站一站地走下来，脚步踏遍每一个历史遗迹。

 

    就这样，时间点、受灾面、逃荒线，文献、亲历者、外国人的观察……渐渐地，在记者面前还原出一场尚不完整但已见清晰的1942年的河南灾荒。

 

手记记下的是一段新的历史

 

    在记者手记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

 

    记者段睿超——

 

    一位历史亲历者的逝去，就意味着一段历史的消亡。我一直认为，抢救即将消失的历史，就是在抢救我们的灵魂。

 

    大多数当年逃过来的老人都已去世，在世的也大多年事已高。谈起1942年发生的事情，七八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痛哭流涕，“没法说”三个字是他们最常见的回应。

 

    “我们来得有点晚了。”一路西行，肖风伟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

 

    “当年过来的人都没了，前几天最后一个也去世了。”灵宝老县城附近大王村村民说；“以前还有个卖票的房子，前几年刚拆。”老会兴火车站附近居民称；“三门峡大坝修了之后，原来的陇海铁路就改线了，以前逃荒人途经的车站差不多都拆完了。”三门峡市文史委石耘说……

 

    70年，不过一甲子又十年，不过三代人的光景，那场让河南死亡300万人、逃亡300万人的大灾荒却已被岁月尽数湮没。

 

    记者李肖肖——

 

    寻找关于1942年的一切，发现这真是个大海捞针般的工作。因为即便是管理档案的人，也压根儿不知道这事。提起1942年，人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1942年怎么了？”

 

    两个月埋头在数百本书里，上千篇档案目录一个个看，所有涉及1942年的点滴都展开看了，终于“拼接”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1942年。

 

    经过我们省内组和省外组的探寻采访，血肉丰满的1942年便在眼前了。

 

    许多读者说，商报的报道把他们拉回了1942年。当年河南3000万民众受灾，现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灾民的后代。那些经历过的往事，渐渐都已经留到了记忆的最深处，若是我们今天不问，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打捞上来，但是事实证明，很多事，压在心底，并不等于遗忘。那是种刻骨铭心的感觉，会在某一个节点，遇到一个引子，全盘爆发。

 

    报道发出后，河南商报同时开通了“河南老家，寻亲河南”的热线。连续多天，我们的电话都没停过。很多读者给商报打来热线，诉说自己家人的遭遇。有个读者提起了自己失散的曾祖父，1942年时他已经五六十岁了，现在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也许再也找不到，只是想给我们说说；还有人，抱着一线希望，追寻他们当时失散的亲人，那是心头的一根刺，不拔出来一辈子都留个遗憾……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我们不应该遗忘。

 

    历史放在那里，不说话不打扮，本身就是吸引人的。

 

    也许今天我们所做的，无法与当年《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和《前锋报》记者李蕤相比，但我们也尽力用我们的力量，记录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辈的苦难。

 

    和易碎的新闻相比，那份苦难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财富。那是一个时代的纪念，我们有幸成为记录者。

 

    记者李政——

 

    扫街，找出灾荒的幸存者。只要扫的范围大，总能从仅有的幸存者中选出典型、有故事的写入报道。

 

    省内18个县、市一路走下来，每个地方的文史委、市（县）志办是最让我难忘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去翻阅，不知那些档案还会在那里沉睡多久？

 

    最消磨耐性的是“扫街”，同样的话重复一千遍去问一个个皱纹满面的老人，我也不觉得厌烦，因为从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里，总能得到惊喜和欣慰。

 

    记者王向前——

 

    弹指已是70年当口，导演冯小刚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电影是普罗大众文艺，它的上映或许能勾起社会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潮。媒体，不应缺席，更应该将那段历史的真实报道出来。

 

    回忆那段历史，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毫不费力，可以看出，那段历史早已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

 

    有人说，1942年的大饥荒河南死了几百万人。动身采访前，几百万的数字在我脑海仅仅是个数字，采访中，我却突然觉得这些数字是那么沉重。

 

    在荥阳虎牢关村，长者张水林坐在我们面前，如讲述昨天的故事般讲述他的1942年故事。灾荒发生后，他的两个姐姐被送给别人作为童养媳，然后一家人踏上西行逃荒路。走到洛阳，觉得出去也不一定是活路，一家子又折身返回。结果，他的父母双双饿死，家中剩他一人。

 

    记者肖风伟——

 

    这是一段逐渐被淹没的历史。当年空白的历史还未来得及填写，那些逃荒亲历者就已逐渐离世。

 

    在三门峡市采访时，曾听人讲，当年在黄河北岸有个日军的炮台，专门炮打南岸陇海铁路上的火车，不少灾民丧身日军炮火之下。

 

    为了探寻这个炮台，我们驱车赶到了黄河北岸的山西芮城，多方探访都没找到其位置。到达潼关，采访多位灾荒亲历者后，我们最终锁定炮台的大致位置——山西芮城风陵渡。

 

    在一个集镇找一个70年前的炮台，其难度可想而知。一路行来，四处打探，虽然在一步步逼近炮台，但具体位置依然模糊。

 

    经过十几里路的雨中步行，我们来到了与潼关县城隔黄河相望的风陵渡口北面的山头，有村民说炮台就在山脚下。当我们来到山脚下时，黄河岸边一个商店的老人却说，炮台就在山顶上。

 

    重回山顶后，我们在长达五六里地的山头上走了一遍，衣服湿透，浑身上下都是泥巴，但一直没找到炮台存在的痕迹。

 

    下山返程时，我们仍心有不甘地一路打探炮台所在位置。在山脚下，两位老人证实，炮台就在山顶北边五六里地的村子里，那里有一个“大炮沟”，日军的大炮当年就架在那里，他们小时候都在炮台上玩过。

 

    于是，我们又一次开爬刚刚走下来的大山。所幸的是，这一次我们如愿以偿。(本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