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语撰写中国哲学

    抗战胜利不久，美国学者布德邀请冯友兰赴美和他一起翻译《中国哲学史》，并向洛氏基金申请了一笔款项给他任教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聘冯友兰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中国哲学的讲义经过整理，就以《中国哲学简史》为名，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就文化背景来说，《中国哲学简史》原是讲给西方人的。面对对中国哲学比较陌生的听众，讲授纷繁复杂、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确实有很大难度，非大家难以胜任。冯友兰对此有高度自觉：“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布德认为冯友兰足以担当此任，他说：“有关中国哲学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为数并不少，但通常不是太专门，就是通俗到了乏味、没有价值的地步。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这样一本书出自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学者之一的笔下，就它的问世，有了更大的意义。”

    就学术背景来说，冯友兰是在刚建立“新理学”体系之后到美国讲中国哲学的，他把自己哲学思想融入这部著作中。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哲学性质和功用的看法上。在“贞元六书”中，冯友兰反复阐述，哲学尤其是最哲学的哲学，它对实际只做形式肯定，它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知识和实际的才干，但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他特别强调，“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实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冯友兰着重讲述中国哲学这方面内容，强调中国哲学这种功能。

    就现实背景来说，冯友兰对哲学功能的强调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当时美国宗教势力有抬头趋势，冯友兰在自传中有过二次生动描写。一是一个有钱的老太太向一个主教说，若能够保证她死后灵魂一定得救，她就把财产全部献给教会。那个主教说，当然保证。这位老太太信以为真，就把财产献给教会。二是，有位哲学教授回忆说，有一次他到一个晚会上表演节目，节目单上有魔术、杂技、讲故事、唱歌等项目。几个节目演后，请他讲哲学，接着是魔术。冯友兰说，这两件事情大概都是实事，是哲学在美国情况的反映：“那位老太太，把她的希望寄托于宗教，这说明她的精神境界是空虚的，没有找着一个精神上‘安身立命之地’。在这一点上，哲学是可以代替宗教的，而且事实上中国哲学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代替了宗教。现代西方哲学，只讨论哲学中一些问题的细节，一般人听着有莫名其妙之感。好像魔术一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讨论上，这些讨论也实在不能为人所寄托。”

    了解这种文化背景对理解冯友兰那样讲中国哲学十分重要。英美是科学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大本营，侧重对哲学细节问题的分析，忽视了人生等主要问题，结果就把这些问题留给了宗教。这也给哲学教学带来问题：“现在在美国教哲学的人，最怕碰见学生家长。家长问：‘你教这些东西，对孩子们有什么用？’颇觉难以回答。……现在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了。解决这些大问题，本来是哲学的责任。哲学家们忘记了哲学的责任，把本来是哲学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推给宗教了。”冯友兰主张以哲学代替宗教；他讲的是中国哲学可以代替宗教。

    《中国哲学简史》开宗明义地指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中国人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儒家如同其他文化中的宗教一样，起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宗教与人生有密切关系，而且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就可以看出，不能认为儒家是宗教。”在儒家著作中，“没有创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没有宗教形式和宗教组织；就内在精神和最终归宿来讲，“儒家并不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就连佛学，与佛教也有区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佛学比对佛教感兴趣得多。”“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中国哲学简史》阐明了中国文化中一个为西方人熟悉的特征：“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

    在冯友兰看来，“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更为简捷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须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信仰宗教的人不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但从中国哲学角度以及人类文化走向上看，这种看法无疑是一副清醒剂。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挖掘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东西，凸显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1985年，涂又光翻译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文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一版再版。一部哲学史著作能够如此畅销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也只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可以媲美。鲜为人知而又十分有趣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最初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座的讲义，而且是冯友兰讲座在先，罗素讲座在后。

    （作者为南阳师范学院冯友兰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