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春天

    “法治”是人类治国理政的精髓，它治国以公，理政以道，治人以本；“法治”既讲公平，又讲效益，既是善治，又是良治，既追求正义，又维护秩序。“法治”是和“人治”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模式。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依法而治，就是运用法对人与社会进行管理，将一切社会管理活动纳入法律的视野之中。

    “法治”一词古已有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其内涵虽有所差异，但人们对它的追求从未改变，也始终将之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尺。我国古人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在总结执政得失时，曾有过“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晏子春秋·谏上九》），“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淮南子·氾论训》）等论述。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法治始终无法与强大的人治相提并论，依法而治始终只是一个梦想。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时代，开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这部根本大法昭示了中国向法治社会迈进的铿锵步伐；“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法治进程遭受挫折，法律失去权威、国家失去秩序、人民失去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法治建设逐步走向正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基础性法律相继出台；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党的十七大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写入报告……一系列中华民族文明史和中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断涌现。据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介绍，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新的时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踏上了新的征程。党的十八大报告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法律在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实施效果仍不尽理想的实际，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新要求，这种继承前人、突破成规的认识，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指针；十八大报告还论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明确将“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并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法治目标，它不仅为中国法治建设制定了时间表，也画出了路线图；为了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十八大报告首次将“法治思维”写入行动指南，“法治思维”不仅是工作方式和思想作风的转变，更是法治理念的深入和跨越，其对于维护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精神、遏制人治、促进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制权威。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当前，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法律制约和监督，尽快形成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四位一体”的监督体系，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成为当务之急。

    “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培根的这句名言启示我们，法治不仅要追求效益，还要追求公平；不仅要实现良治，还要实现善治；不仅要维护秩序，还要维护正义。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模式，法治不应也不能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法律至上，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各行各业，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善于运用法律手段预防和惩治各种犯罪，人民才能幸福，社会才能和谐。回望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从法律虚无到依法办事，从建设法制到依法治国，从以官为本到以人为本，从公权至上到尊重人权……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人已走过“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进入“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并将迎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明天。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法治进程的洪流将不可阻挡,中国法治建设的蓝图将全面展开。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2013年的早春已至，中国法治的春天已然来临!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