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看海派话剧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资本·论》在3月20日首都剧场的首场演出中，舞台上的演员现场罢演，与台下观众掰扯、吵闹个不停。一些观众要演员们下台，另一些则怒而“起堂”，直到弄明白了这是戏剧演出的必须情节之后，才又回到座位上。这是海派话剧在向首都观众的接受习惯挑战，还是为树立品牌而有意识地标新立异？可以说，这次来京演出的《原告证人》、《资本·论》和《活性炭》3部作品，无论是舞台形式，还是情节和人物，都呈现出鲜明的海派话剧特点与风采。

    与《原告证人》演员数量众多，特别是群众演员上场的亮点不同，《资本·论》为观众打开的是一扇带有先锋色彩的拼贴之门。“钱是什么？钱是汤臣一品，钱是海景别墅，钱是LV，钱是爱马仕，钱是一天换一个爱马仕……”大幕拉开，各位列队演员唐僧念经般不停地诉说，先声夺人地刷新了以交代戏剧情境、人物关系为必要内容的开幕传统。且不说这令老北京人最羞于出口的“钱”字以这种语气被夸张和放大，就是这段排练中的朗诵形态，也足以让人一头雾水了。接下来则是演员“集体罢演”的一幕，无怪乎观众被弄糊涂了。再往后，阐释剩余价值，表现剥削与被剥削的“牛奶舞”火爆登场；10部经典话剧同时排演的场景激情呈现；以10元换100元，以100元换1万元，以1万元换10万元的融资游戏在观众和舞台角色之间相继展开，确实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极具都市品位的跳接、转换，灵活多变的结构手段，片段间非常规、非逻辑性的衔接、组合，营构出了大上海感觉的格式塔。

    由此，我们看到了拼盘般空前丰富和触目的景象：节奏明快，语汇庞杂，感染力强烈，观众参与踊跃。如果说，如此鲜明的前卫色彩对于小剧场话剧观众还不能算陌生的话，那么这种大剧场的铺排，则赋予海派话剧一种形式实验的激进姿态，从而与重语言趣味、重细节刻画、重风格积淀、重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北京，以及它所拥有的那种平缓、圆融的非激情表达状态拉开了距离，尽管这种表现手段上的创新似乎不是来自戏剧自身变革的需要，而更像是来自主创试图醒人耳目、吸引观众的一种努力。努力的背后，有创作者对于新的感性整合方式的寻找，也传递着上海近阶段社会、文化以及艺术团体深层次改革、改制所造成的人们心理层面的困惑、疑虑和不安。

    海派话剧形式审美的激进状态要求着相应的表现内容，而情节的奇异与尖新，则不仅是海派话剧今日的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滩“连台本戏”的时尚与传统。

    《原告证人》是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围绕着法庭现场审讯的一桩谋杀案展开。弗伦奇小姐在伦敦家中被杀，生前与她暧昧不清的年轻人沃尔成了头号嫌疑人。警长、法医、管家等人纷纷出庭指证沃尔，他的妻子罗曼却以原告证人的身份出庭指认丈夫谋杀。接着，一个神秘女人出现，推翻了罗曼的证词。就在罗曼因伪证罪被捕之前，沃尔却准备携一新情人私奔，绝望中的罗曼用一把尖刀杀死了沃尔。举证、伪证、扮演、谋杀……如此惊心动魄的情节设计，不能不带给观众以吸引与震撼。

    如果这只是一次偶然的选择，似乎还与“海派”无缘，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偕同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已经与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经纪公司签约了：在未来至少五年时间之内，他们将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全球唯一指定的华语戏剧版权获得者，可以自由选择其旗下的任何剧本进行制作和演出。这就意味着，这种以悬念和推理为深层消费元素的侦探剧，将主宰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上海话剧舞台。这种选择所透露出来的文化趣味和审美趣味，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海派”了。

    其实，不仅是《原告证人》，就是以形式感取胜的《资本.论》的情节设计，也流溢出尖新、逼仄的痕迹，甚至可以用荒诞这个字眼来形容。戏剧院团改制，创作经费削减，剧团副总为了打造能够上市的娱乐产业链，获得更多的投资与更大的利润，不顾曾经与自己并肩奋战的演员同事的死活，不惜碾压舞台，铲平剧场，赶走产业链的末端——演员，进军房地产，甚至将观众欣赏戏剧的形式，变成一群观众对着空舞台上大屏幕拍手鼓掌的金融游戏。其间的“悬念”、“发现”、“突转”、“高潮”都出乎“常态”般诡异。即使是充满温馨的情感故事，《活性炭》那精巧的套层结构，也把一对年轻人和一对老年人之间的情感碰撞进行了交叉、对比，使之在相互的映衬与烘托中进行双向的延宕、发展、强化，直至高潮，从而形成了难以抗拒的贯穿力与吸引力。

    三部戏中耀眼、突兀、热闹的精心布局，裸露在丰富曲折、引人入胜的情节间的“目的性”，与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既定风格形成了落差。想想《茶馆》、《窝头会馆》、《甲子园》等“京味”剧作，想想那种以空间形象而非时间过程为主的描写内容，想想那些作品平缓的风格、悠然的情态，才能更觉出它们之间的区别。

    当然，与形式和情节相比，人物塑造应是海派话剧最深层的文化注解了。主创对于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特有的人格特征、思维方式以及行为做派的设计与选择，明显地拉开了与人们眼中“北京大爷”的距离。《资本·论》的男性主人公，几乎可以被看作现代资本的人格化标本，其性格和心理的翻新出奇，无疑是极其大胆的戏剧想象与戏剧思考的产物。副总经理的职务，反复功利权衡中的人生选择，交易场上特具的眼界与识见，赌徒式的狂热与锋芒，甚至是由丑陋酿成的生气勃勃、活力四射的人生境界，都是最得海派文化精神，也最有可能体现出海派文化深度的。虽然，对于合同、约定、投机等现代社会经营方式的趋附，对于传统社会人情价值体系冷酷、机械、硬邦邦的剥夺，并不为上海这个地方所独具。但对于这个资本符号的新发现与新呈现，却可以清晰地浏览到商业活动和商业精神传统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会的历史造型与投影。

    《原告证人》中罗曼对于极限的挑战，也与《资本·论》主人公的敏锐与胆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人物形象的主动性和力量感，甚至超越了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复仇女神美狄亚。本来，罗曼为了救丈夫于谋杀指控，处心积虑地扮演了一个红杏出墙，为达到与情人同居目的而诬陷丈夫的角色。但她用牺牲自己名誉与自由换来的“无罪“丈夫，却视她的付出和生命如草芥，远远比不上那个小她15岁女郎的价值。罗曼最终刺死了这个负心人，没有给他留下一丝希望——再娶妻、再生子，再寻欢作乐的可能性。对于这种富有冲击力的激切性格的偏爱与选择，应该也是海派文化和海派趣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吧。

    海派话剧依赖数年来持续不断的当代创作才得以风格现象而引人注目，并不仅限于这次进京展演的3部作品。而海派之作为海派，也并不有赖于风格的单一，如同其他有价值的戏剧风格那样，是以其内在包容的差异性、丰富性作为形成条件的。也许，只有随着现代生活的不断变动和发展，我们才能越来越清晰地对待这样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