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秦汉史》：独尊儒术

    编者按

    去年9月3日，本刊曾经选登龚延明先生八卷本《诗说中国史》之《诗说先秦史》卷中的一首《百家争鸣》,引发了很多读者的阅读热情。近日，龚先生正潜心于《诗说秦汉史》的创作。其中一节《独尊儒术》刚刚新鲜出炉。我们不妨先睹为快。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公孙弘皆中第。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于汉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文化思想的政策，开辟了此后二千余年尊孔、尊儒的漫长历史。

    刘彻十六岁，登基坐皇位。  年少风华茂，高瞻富雄才。

    承无为之治，国富有余财。  然相权逞强，军事弱于外。

    叱咤掀风雷，思欲大有为。  建元初上台，即欲用儒才。

    下诏举贤良，丞相奏上来： “韩非与苏秦，商鞅申不害，

    其言乱国政，举士不可采。”  武帝善其言，用儒门敞开。[1]

    太后崇黄老，守旧循无为。  菲薄《五经》书，与武帝相背。

    副丞相赵绾，郎中令王臧，   儒者复周礼，欲建立明堂。

    惧太后干政，将此议推翻。  于是同上奏，请太后撤帘。

    意在张儒学，黄老且靠边。  窦太后大怒，百官吓破胆。

    武帝没奈何，二人入牢监。  狱中赐自裁，连及丞相免。

    为推行儒学，所付代价昂。  汉代尊儒学，先行者绾、臧。[2]

    [1]《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2]《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秋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应劭注曰：“礼，妇人不预政事，时帝已自躬省万机。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之士。”

    建元五年春，武帝已亲政。  太后垂垂老，阻力已减轻。

    “置五经博士”，尊儒未停顿。[3] 建元六年夏，太皇太后崩。

    次年改元光，儒学大发光。  五月举贤良，志在“配三王”。[4]

    大儒董仲舒，“三策”动皇上。 董仲舒，广川人。

    从小治《春秋》，师从胡毋生。 齐鲁之大儒，《春秋》覃研精。

    “三年不窥园”，学习极专心。 进退之举止，非礼而不行。

    后来竟居上，其学超先生。  景帝时博士，景帝重刑名。

    儒者不得用，仲舒久埋名。  设帐讲《春秋》，燕赵名声振。

    一传至三传，学士皆师尊。  士子遇时奋，机会终来临。

    汉武展雄心，欲比古圣人。  治国用儒术，兴礼彰《六经》。

    天子亲制策，为国选精英。  首策求天命，“问天人之应”。[5]

    仲舒上对策，阐“天人感应”：  “观天人相与，事甚可畏敬！

    国家有失道，天灾以示警。  天之仁爱君，以此见天心。”[6]

    为君不畏臣，假天以示警。  仲舒感应说，意岂在迷信？

    [3]《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

    [4]《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5]《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

    [6]《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制曰：‘……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未烛厥理。……’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三策求治道：“夫三王之教，  或谓皆有失，或言永久道。

    事关乎世务，问可法之道。”[7]          董仲舒对策：“原三王之道，

    其始承三圣，其本则尧道。  虽有改制名，实从未变道。

    天不变，道也不变，                   是以禹继舜，舜继尧，

    无失德之政，始终守一道。  故不言‘损益’，所守乃同道。

    夏殷周三代，有‘损益’之教：            治世继王道，乱世则变道。[8]

    孔子言《为政》，意在遵王道。[9] ‘《春秋》大一统’，旨在扬王道。

    汉继大乱后，一统未达到。  何以至于此？当今师异道，

    百家殊乖方，指意不同调。  人言言异论，不知听谁好。

    上难持一统，下行则乱套。  必罢黜百家，方能绝其道。

    行独尊儒术，邪辟之说消！”[10]           武帝善其策，儒学成国教。

    孔丘丧家犬，升为国之宝。  法定地位立，从此不动摇。

    [7]《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天子复册之。制曰：‘……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

    [8]《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9]《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0]《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政治与文化，统一相协调。  中央务集权，开边拓外交。

    太学传《六经》，儒家当“博导”。 博士公孙弘，平步入云霄。

    布衣为宰相，儒学风向标。[11]   举国重儒学，武帝是总导。[12]

    仲舒理论家，确立新儒教。[13]    三纲五常兴，大行孔子道。

    中华大一统，观念牢又牢。  仁义礼智信，东亚捧圭皋。

    中华之文化，构建在汉朝！  大汉之鼎盛，儒家有功劳！

    [11]《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时上方兴功业，屡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然其性意忌……杀主郾父、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12]《汉书·武帝纪》：“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有三代之风。”

    [13]《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赞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有所统一，为群儒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