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解决之道

    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今天我想谈谈四个问题，即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面临的五大挑战、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原因、安全型农业的国际经验和我国新型安全型的农业发展。

 

    工业化农业虽然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但代价沉重，目前面临着五大挑战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人布朗发表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对我国决策层影响深远。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各种工业化农业的增产技术手段，在中国被迅速采纳使用。这些手段虽然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饱问题，但中国农业也因此犯了“布朗综合症”，代价沉重，即过分重视数量的提升，带来了食品质量问题。当前，如何让中国人吃好？面临着尖锐的挑战。

 

    挑战之一：过量的化肥施用。虽然，中国用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实际上，我们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农药。全国每年的化肥使用量为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达每平方公里40吨，远远超过22.5吨，这是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安全上限。

 

    自1981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年产量从3.25亿吨增长至5.29亿吨。氮肥消费量从1118万吨增加到3292万吨。

 

    更为遗憾的是，我国农民虽然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并不知道所耕种土壤的具体营养情况，缺乏科学的营养配方施肥知识与习惯，靠单纯追施化肥获取产量的思想误区，严重导致了我国土壤过量施肥。同时，过量使用的化肥作物吸收不完，会渗入到地下或通过生活污水流入水体产生二次污染。还有禽畜粪便中大量的氮和磷也会进入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这不仅污染严重，浪费也很严重。

 

    欧洲的许多国家，规定不能直接向土壤中施用化肥，必须根据作物的营养需求进行包衣，量身定做，以防止过量的化肥吸收不完会污染地下水。

 

    但我国却缺乏相关的政策规定。多年来，我国农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量，结果是粮食、蔬菜、肉蛋奶等产量上来了，但各种污染排放也大大增加，造成极大的污染。唯产量论的结果，是并没有计算产量背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代价。

 

    前几年，太湖的蓝藻污染屡治不愈，政府部门把周边的小化工厂都给关闭了，但效果还是不显著。最后研究发现，原来这是太湖的水系源头，由于化肥施用量过高所致。应该说我国的农业面源污染已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宏观政策导向单纯追求农产品供给量的提高，缺乏对高施用肥料的相应约束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业污染的快速上升趋势。因此，如何加强土壤普查信息的公开，让农民能够用上营养配方施肥，加强技术指导，是未来降低农业污染、提升食品安全的主要措施之一。

 

    挑战之二：过密化养殖带来重大安全隐患。虽然，过去的传统散养有不少弊端，但目前小农户追求过密化饲养，许多养殖场普遍存在笼舍狭小、卫生标准偏低并缺乏消毒清洁措施的现状，饲养密集度过高，畜和禽类像“囚犯”般生活，成百上千的动物被关在狭小拥挤的围栏内，缺乏消毒清洁，这样恶劣的生长环境，使许多家禽疫病抵抗力越来越差，容易暴发传染性疾病。

 

    小农户面对龙头企业毫无谈判力，只能靠低廉的价格与数量取胜。有的养殖户还搞家禽混养，这样更加成倍地增加了动物疫病传播的机会。农户“过密化”饲养，存在着引发禽流感传播的重大安全隐患。

 

    20世纪发生的几次世界性大流感，均起源于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病毒变异的速度越来越快，作为禽业大国和候鸟的主要集散地，中国的家禽养殖方式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禽流感的暴发对中国的养殖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三：抗生素与食物添加剂的滥用。高密度地养殖牲畜容易生病，为了防病治病又使用大量的抗生素，这些抗生素最终又通过食物链团残留到人体内，其残留抗生素随着食物链进入人体后，也会引发细菌的耐药性，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侵害。

 

    比如，近年在欧洲等国家出现的“超级细菌”就是如此，目前医学上对它还很陌生，由此产生了新的医学难题。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非法的添加剂，包括瘦肉精、剧毒农药等屡屡发生，一直难以根除。跟工业化农业有着很大的关系。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抗生素、硫磺、福尔马林、人造黄油、大米香精、漂白粉、滑石粉、避孕药、安眠药和敌敌畏，这些工业原料、准工业原料、人药、兽药、农药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曾被发现添加到了我们的食物之中。

 

    遗憾的是，近30年来，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新技术的试验场。只要是增产的技术，都会被某些科学技术教者大胆拿来使用。还好百姓对转基因大米、黄金大米的强烈抵抗，总算让那些技术教们狂热的试验欲收敛一点。瘦肉精被他们率先从美国拿来大规模推广，各种膨大剂、摧熟剂、抗生素等等，都被他们统统拿来使用，都被披上“科学”的外衣，以为加上“科学”二字，什么都安全了。

 

    如何对滥用科学者进行伦理的限制与教育，甚至进行法律的惩罚，一直是中国科学界面临的难题。

 

    挑战之四：农业污染触目惊心。2008年初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动员了57万人、普查了近600万个污染源，结果显示：农业污染是“大户”，成为水环境的主要破坏者。

 

    农业污染源是化学需氧量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农业源是总氮、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量分别为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其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的96％、38％和56％。

 

    此次的普查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污染一直都是与工业密切相关的。农业环境污染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不仅已经对现有的生态环境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还将长期影响着我国国民的身体健康，从而影响到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挑战之五：“未富先肥”现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农业大国——美国人也有自己的难处，那就是底层百姓的巨肥问题，而这个巨肥又是美国的速生产业链所带来的。

 

    你到美国中部地区去看一看，就会看到那里的底层人民的体型，真的是吓死人。美国片面追求生产率，工业化农业生产的鸡、猪都是在短期内迅速被催肥的，人们长期食用之后，也迅速被催肥，呈现肉坨化现象。问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两个，而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美国整体的肥胖人口已达60%以上，每年因此而带来的医疗成本有2000多亿美元。

 

    我国的超重和肥胖问题，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递增，呈现“未富先肥”现象，“将军肚”成一奇观。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瘦的国家之一，而目前中国肥胖的流行趋势持续增长，如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增长迅速。

 

    据第四次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我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两者相加已超过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估计人数分别为2.0亿和6000多万，10年间中国成人超重率上升39%，肥胖率上升97%。

 

    近5年来，我国城市儿童肥胖增长率是160％，农村儿童肥胖增长率是400％。根据超重和肥胖的发展趋势，我国的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将很快赶上西方国家。肥胖率飚升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西方国家已在下大力气进行治理，但我国肥胖现象一直没有引起重视与治理。

 

    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

 

    顶层设计应该从关注粮食安全到食品安全。我国有13亿人口，所以食物安全问题，也就是如何让百姓吃饱，往往遮挡了许多食品安全问题。

 

    其实，让百姓吃饱的问题，早在1978年，小平同志推行包产到户时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个功劳谁也抢不走，应该归到小平头上。我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生大的饥荒事件，说明了吃饱问题基本上没有大问题。

 

    近十多年来，全国百姓的最大需求是：如何能够吃到安全放心的食物。然而，各种反复出现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让消费者深恶痛绝。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把食品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位置，与食物安全同等地位，这样才能真正让相关部门重视起来。

 

    目前，两者的地位相差太大，食物安全是巨人，食品安全是小矮人。这一鲜明反差，导致许多重要资源只流到食物安全生产渠道中去，食品安全缺乏相应的措施，使得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

 

    监督体制存在漏洞。在我国食品安全上，目前看似许多部门在管，但其实是谁都不全管，缝隙太大，扯皮太多。出现了问题，就让一些部门专家鼓吹食品安全合格率怎么高，没问题，是小事，让公众大跌眼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都一身二任，基本上很难把食品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应该把目前分散在农业、工商、质检、卫生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上来，就如成立环保部，把相关环境监管责任整合到一个部门，成立专业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专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半截子产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公司加农户解决不了内在矛盾。近年来，中国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愈演愈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致命缺陷。

 

    由于，有近6亿的居住在城市的人们需要供养，然而，2亿多小农又远离城市，于是公司+农户这种产业化模式，成为小生产大市场的生产方式选择。这种产业化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农产品特有的“盲点商品”属性，即从外观很难看出质量高低，导致公司与农户之间缺乏信任，公司一般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原材料，而没有谈判力的农民，为了多赚钱只能以量取胜。于是，他们往牛奶中，恶意添加水再加三聚氰胺；往猪饲料中，加瘦肉精；往水果蔬菜中，多打农药等现象就不断地发生。

 

    中国甚至还出现了农民“一家两制”的现象，即农民自己吃的与用来出售的农产品分别生产，自己吃的是安全的，用来出售的是低质的。

 

    流通模式的缺陷：从田头到餐桌距离漫长。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有着过多的环节，包括生产、加工、储存和分销等中间环节，这样致使对数量众多且分散的商户的农产品质量，基本上无法监控，不可追溯。

 

    国际安全型农业发展经验

 

    意大利的“农校对接”办法。意大利规定，中小学的午餐必须在学校吃，而且必须吃有机食品。从市场上采购有机食品不靠谱，容易出现假货，所以意大利采取“农校对接”的办法，也就是说由学校对周边的一些农民进行招标，中标的农民要严格按照有机农业的标准，以及学校每天的采购量来进行生产，每天学校的采购车统一来农场采购。一个农场仅靠给学校直供菜蔬等，就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学校对这些中标的农民会不定期地派第三方监管机构进行抽检，一旦发现不合标准，就会被取消直供资格。所以，农场都是按照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严格要求种植。

 

    意大利人对有机农业很狂热，他们号称整个国家的食品，80%以上都应该是有机农业，他们对于大规模的依靠机械化、靠化肥、农药来生产的“美式生产”很不屑，总之欧洲人对美式工业化农业都很歧视。

 

    丹麦为何成为全球猪肉出口大国？丹麦是个小国，但在猪肉出口上却是大国。2009年，丹麦的猪肉产量约160万吨，其中90%用于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猪肉出口国，出口到140多个国家。丹麦并没有学习美国模式，搞速生肉，而是追求动物福利，追求养殖、质量、食品安全与可追溯性，这也是丹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的原因。

 

    在不使用抗生素情况下，丹麦养猪业开始重视猪生长环境及卫生问题，通过改善猪生长环境，从而提高了猪的自身免疫力，达到抵抗疫病目的。还通过给猪洗澡、保暖、住单间，完善科学饲养体系，对小猪进行全方位的照料等，使得丹麦养猪业不依赖抗生素。随着经验的积累，照料猪还变成一门学问，培养幸福猪是他们的目标。

 

    规模养殖模式正在被美国人抛弃：美国的“吃草牛肉”运动。美国人也开始反思工业化农业的代价。一个回归传统的运动正在美国兴起，回到过去吃草的牛肉时代，重塑“吃草的牛肉”运动。这个运动声势浩大，中产阶级认同度极高。在一般的超市，吃草的牛肉、有机奶的价格比起那些速成牛肉、激素奶价格要高出不少。这个市场区分的结果，让美国人单从外形上就可看出阶级属性：中产阶级收入高、健康意识强，承受能力强，可以买得起吃草的牛肉与有机奶，而低收入百姓只能跟着价格走，什么便宜买什么。这种购买习惯长此以往的结果，使美国人从体形上就可区分出所属阶级，那些巨肥巨胖，基本上是社会低层百姓，因为吃了太多的速生垃圾食品。而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收入高、健康意识强，体型基本上正常。

 

    另外，美国消费者组织很发达，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抵制活动，对违法企业进行制约，保证了美国的食品安全。

 

    韩国的小农是如何生产出安全食品的？有人认为，中国有着2亿多小农户，数量太多，不可能监管，所以提供安全的食品是不可能的。

 

    但是韩国也是小农，土地也有限，为什么韩国的食品能够安全呢？近年来，我国蔬菜、小杂粮价格屡现暴涨暴跌，韩国就很少出现这样的现象。韩国的小农必须要加入农协，农协可以在城市办超市，这样农协就把分散的小农联合了起来。从田头到餐桌都有农协的组织。每天城里需要多少就种多少，基本上不会出现不好卖的问题，更不会出现暴涨暴跌的乱象。韩国农民在村庄生产的蔬菜，会立马被送到农田附近设立的加工厂，加工厂的工人都穿着消毒服，进行加工分捡，然后经过冷链和配送系统运到全国各地。农协在全国设了很多的超市，这样农民的产品就通过农协的加工厂，进入全国各地。消费者一旦发现食品安全有问题，就找到农协，农协承担着所有的责任。从田野到餐桌都是由农协在运作实施。

 

    我国农民缺乏组织，已有的农民专业协会，比较松散，规模小，为农民的服务意识也差，因此农民缺乏对这个组织的信任。农民们现在种什么，大多只能凭着媒体上的新闻，缺乏有效可靠的信息。看到价格高的，大家就一窝蜂而上，没有后续保障，有时往往损失惨重。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有效的供需平台，也缺乏有效的产后贮藏、加工等服务，所以才反复出现农产品暴涨暴跌的现象。

 

    我国安全型农业的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也隐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说明我国的农业必须升级，必须对产业链进行重塑。

 

    过去生产目的是满足温饱，吃粗化型农产品。如今，大批的中产阶级希望吃到健康安全的，而安全型食品必须要按照新的生产流通流种来生产。新旧农产品模式的区别是：旧的模式拼搏价格，新的模式靠安全质量品牌。安全型农业应该包括以下特色：

 

    旧模式的产地模糊，新模式具体到人、产地。从产地来讲，旧的农产品看不出在什么地方生产，仅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而新的农产品必须要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其实，欧盟的农产品早就是这样的格局，即：农产品越是标出具体的生产地，其价格就越贵。那些只是标注了什么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没有更具体的标注，价格一般比较便宜。农产品首当是安全第一，具体到人，可以建立名声约束机制，可以追溯，也是安全放心的保证。

 

    旧模式产地环境不知道，新的模式要求产地环境好。那些山青水秀风光好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应该是质量安全的。而土壤污染严重，空气差，水质差的农产区，其产地环境恶劣，不可能生产出质优价美的东西。所以，在市场上这个价格信号也应该标识出来。

 

    旧的流通模式要经过数个环节转手，新的模式更倾向于直销。现在的果蔬，流通模式是这样的，农民在田间种完之后，有专门的中介上门收购，然后拉到产地批发市场，再由产地的批发市场运到销地批发市场，大的产地批发市场如山东的寿光，大的销地的批发市场如北京的新发地。而产地的农贸市场、超市再到批发市场购买，消费者一般到家附近的农贸市场或者超市购买。这中间的环节太多，生产者与消费者基本上是无法知道对方的。消费者购买的菜不知道是谁生产的，而菜农也不知道蔬菜是卖给谁的。

 

    所以，美国等地兴起了一种社区农业，或者叫做社区支持农业，那就是本社区周边的菜农种菜，直接拉到社区卖。社区农贸市场，相当于直销，消费者与生产者能够在社区市场面对面。这种形式既缩短了中间的环节，又能够产销直接面对面，但价格与超市上购买的产品要贵出不少。近年来，我国社区支持农业也在快速发展壮大，不远的将来，这也是一种替代传统不安全农产品供应链的一种新的供应方式。

 

    长远来看如果真正解决该问题，还是必须让农民专业协会把整个产业链组织起来。也就是说那些产菜大县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不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蔬菜，更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到城市的农贸市场去租柜台销售，或者直接配送，实行“农农对接”，让产地的农民专业协会与销地的农贸市场直接对接，既减少了流通环节，又能保证食品安全。产地的农民也因此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消费者需求信息，按单生产。

 

    目前的“农超”对接的办法，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超市周转周期长、距离远、不新鲜、费用高，难与居民小区的农贸市场竞争，以后应该主推“农农对接”，搞产地品牌，实行每天配送。

 

    全产业链。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不少奶业企业开始在农村圈地自己建基地，有的在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新疆和四川等地建起了“横跨东西、纵横南北”的奶源基地，已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奶源基地，优质牧场近200个。也有的在全国建立了7个万头奶牛规模的现代化大型牧场，并且规划未来将在全国各地再兴建20个现代牧场。

 

    其实葡萄酒公司早就这样做了，葡萄酒行业对葡萄种植的要求更严，一般农民生产的葡萄满足不了高档葡萄酒的品质需要，所以包括许多国内知名葡萄酒企业在山东、新疆、宁夏等西部葡萄产区，大面积圈地自已建原料基地，进行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涉农企业下乡，进行全产业链生产，一方面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与质量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加工增值，也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

 

    透明农业。安全农业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透明，必须让消费者随时可以参观考察，真正让消费者放心。现在的生产方式，消费者看了之后基本上就不吃了。我曾参观过不少果汁厂，回来后就不再喝果汁了，因为果汁车间里臭气逼人；也曾参观过不少养猪厂、养鸡厂，回来后就不再想吃猪肉、鸡肉了，因为猪、鸡在那样一个恶劣环境下生长，一定会生病，一定会被打了无数的抗生素。

 

    欧洲也一直在推广透明农业，也就是把农业的车间，直接向消费者及其代表开放，可以随时去参观，有消费者的监督，厂家在生产的各环节会做到安全，也让消费者放心。

 

    发展第三方监督，让消费者组织自觉抵制违法企业。欧美国家的企业，遇到重大的食品安全恶性事故，一般就会死掉。欧洲一般不是政府出面，而是通过法院，被罚款几个亿，或者遭到消费者的抵制，总之，企业违法的成本很高。但是，我国食品类企业，一般是等一阵风声过去后，还是活得很好，违法的成本很低。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企业铤而走险。同时，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也不希望企业倒闭。所以，在我国应该通过第三方监管，成立各种消费者保护组织，对违法企业进行监督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