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啊，文科生

    中学的文理分科就类似于把一条蚯蚓分成两段，靠近头的那一段存活率远远高于靠近尾部的那一段，理科是这头，而文科自然而然就是尾部那一段了。

    重理轻文的现象从文理分科诞生的那一天就产生了，根源不在教育而在经济。其实钱钟书早在《论文人》一文中就说道：“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临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一般选择文科的，多少都会给人一种穷酸的味道，仿佛以后他们出来就会真成文丐似的。

    对于外界的看法，文科生是不太在乎的。这点像极了美国人的作风。加拿大幽默作家里科克若是看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文科生，定会硬撑着写完一篇名为《文科生真古怪》的文章之后再去见上帝。

    文科生不仅政治、历史、地理过硬，文章也写得不赖。因而文字之于他们便如掌中的玩物：一来可以写文投稿挣取生活费，二来写封情书赚得佳人归（不过一般几率很小），再不行，专门替别人写情书收小费也是不错的。

    不论未来前景如何，文科生在读书时，自我的感觉还是相当良好的，气度丝毫不输先哲圣贤，饿得前胸贴后背还可以痛陈某某国家的不人道。考试时，也可以靠作文拿高分，从而在理科生面前扬眉吐气。

    在写作文这一方面，文科生个个都是行家里手，懂典故的可以搬出春秋的先哲们当考场先锋，不懂典故的也可以仿着应付八股文的科考生杜撰“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的模式，自创一句“名言”，然后再冠上黑格尔或者昆德拉的名号。

    文科班里从来都是阴盛阳衰，让人极易联想起女儿国里的情景。男生因为用功程度不及女生，因而考出的分数也如鼠妇一样见不得光。男生们的境遇和里尔克的小说《掘墓人》中的异乡人竟惊人相似：异乡人将阴郁的墓地装点成花园来缓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但当瘟疫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免不了成为众人眼中瘟疫的携带者；男生们极力想表现好点儿，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每次整个班级考试的分数不高时，男生便成了女生们“攻伐”的对象，她们总会说：“就是你们每次总是在后面吵啊吵的，害得人家静不下心来看书。”

    在文科班里，男生总是抬不起头来。按照物以稀为贵的理论，男生本应享受国宝级待遇，但无奈班里女生都是仲尼的信奉者，主张“贵贱有序”，于是分数惨淡的男生就一下子沦为整个班级的劳力了。一般不管班里的男生如何稀少，女生对于本班的男生都是看不上眼的，一个理科班的男性尖子生到了文科班，就如同果戈里笔下的钦差大臣到小城视察时的情景，光耀无比。

    另一方面，也是那些女生太能说了，“讲一件事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慢慢地进入本题，亦能枝节横生，终于忘记本题是什么”（梁实秋《谈话的艺术》）。不过这也不能怪谁，文科生本来就容易陷入混沌的状态，经常为了“窗外的那棵树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经常老师上课讲的是鲁迅的文章，但私底下，文科生们看的却是安妮宝贝的小说。于是他们写文章很容易写出混搭风：我。竟也。不曾。留心。只好。作罢。

    这种混搭风很有延续性，甚至在他们工作后。工作后，文科生们为了摆脱经济窘境，不得不同时兼着好几份工作，所以当你看到有人穿着厨师服来向你推销保险时，千万不要感到诧异。

    他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无奈时代的脚像生出了翅膀一般，走得飞快。不管自己处境如何，对于明天，文科生们“心里又生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钱钟书《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