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拐点

    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法王路易十五与他的大臣贝尔坦商讨革除国家流弊的对策。贝尔坦提出要对民众的普遍精神进行改造，法王问：“你有何打算？”贝尔坦答：“陛下，为法国人灌输中国精神。”这件事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时值欧洲启蒙运动高潮和中国的乾隆盛世，它反映了当时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欧洲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伴随着一个对“他者”文化的发现、借鉴和批判的过程。15—16世纪欧洲人在实现地理大发现的时候，就开始了意义更为重大的对世界的文化发现。在撒哈拉以南，欧洲人看见处于原始状态下的黑色大陆；在美洲丛林，他们看到了自然淳朴的印第安人；在太平洋塔希提岛上，他们看到在阳光、沙滩和棕榈树下休憩的“高贵的野蛮人”；在印度，他们看见信仰各种神明、令人费解的东方人；唯有在中国，他们看到另外一种景象。16世纪，以冷峻分析著称的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这样描述中国：“在中国，没有我们的商业性和知识性，但王国管理和艺术之超越绝伦，在若干方面超越了我们的典范，它的历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如此广阔而丰富多彩，这是无论我们的古人和今人所不能体会的。”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对文化传统相对薄弱、国家力量不那么强大的地区开始了殖民掠夺与侵略，而在历史悠久、文化发展、社会昌盛的中国文化面前，他们低下了高傲的头，开始了文化上的学习与思考。

    发现世界的文化意义，在于发现自我；美化异域的意义，在于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这是欧洲近代文化的深刻之处。在历史变化的关键时刻，欧洲人总能从对异域的美好向往中汲取发展的力量。15—16世纪地理发现的动力来自对东方的向往；而在17—18世纪，当欧洲本土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精神露出衰败的端倪，需要新的想象中的伊甸园来支撑自己、表达自己的时候，欧洲又兴起了史无前例的向往“他者”的“中国热”。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从热气腾腾又喜气洋洋的中国图景中，欧洲人找到了自我救赎的启示。借助中国这块他山之石，实现欧洲文化上的自我批判和启蒙。于是，中国绵长的历史、高深的哲学、肃然的政治、醇厚的道德，以及精巧雅致的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都被欧洲人作为效仿的楷模和批判的武器，参与构筑启蒙时代自由与进步的神话。这一次在文化上对“他者”的学习与自我批判，是欧洲自身实现新的巨大历史跨越的前奏，如萨义德所说：“欧洲通过亚洲获得新生。”

    与马可·波罗时代欧洲对中国的向往不同，这一次欧洲对中国的学习或批判，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文化的。伏尔泰说，“欧洲的王公及商人发现了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世界”。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儒教是“文人之宗教”，“它没有迷信，没有荒谬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在孔子的身上，伏尔泰看到了自己孜孜以求的既严格淳朴又与人为善的道德；他认为，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统治着幅员广大的国家，关心子民幸福，维护公共利益；而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人”。伏尔泰把有仁义的道德、贤明的君主、得当的法律、有效的行政机制，通过科举制度层层选举出来的贤能达人管理的中国社会，看作是合乎理性的理想社会。而另一位启蒙运动大师孟德斯鸠是三权分立原则的倡导者，他毫不犹豫地把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人的中国政治体制认定为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势力与皇帝抗衡，法律对皇帝不具备约束力，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尽管两位启蒙运动的泰斗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相左，但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借助中国来表达自己。历史学家阎宗临先生说：“对这种文化的热爱与厌恶，往往不是建立在它的正确价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一种意见或学说在自我辩护中所提供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

    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发现，在很大意义上，是那个时代欧洲普遍精神的一个结果。在欧洲，那是一个孕育生机、充满理想的时代，也是文化批判和创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与欧洲文化中的时代精神和批判意识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在批判旧的制度、构筑理想社会的时候，欧洲需要一个承受批判的靶子，来完成对旧制度的批判；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一个理想的标杆，来支撑他们超越自我，实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跨越。于是，遥远的中国文化就被拉来，或成为他们批判的目标，或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社会的伊甸园。这样一来，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批判，就具有了适合欧洲时代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被思想家心中的观念理想化了的中国文化，给启蒙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支持。马克思说，启蒙思想家“用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在这场借助对中国文化的解读而实现自我批判和更新、为现代欧洲的破茧成蝶准备条件的文化变革之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变化，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连续几个世纪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与美化渐行渐远了。

    启蒙运动是一场文化批判和创新运动。它为欧洲未来的发展树立起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从此，历史有了民主与专制、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世界有了进步与停滞、文明与愚昧之隔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是大革命前夜的一次思想洗礼和文化动员，它要号召人们进行战斗，就需要理性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现代和传统的截然分明的对立。这样，法国的启蒙思想就停留在历史矛盾的绝对对立之上，缺少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种思想方法上的弱点，使得它在树立现代价值标准的同时，不仅隔断了它与欧洲中世纪的联系，也隔断了它与中国、东方及世界其他文化的联系，并把其他文化推到了西方的对立面。无形之中，启蒙运动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提供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文化价值标准，世界被一分为二了。

    从此以后，西方对东方文化上的发现和借鉴，转变成对东方文化的批判和歧视。东方与西方，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新的文化表述。西方理性、科学、进步，一片光明，东方非理性、愚昧、落后，黑暗一片。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同，变成了文化上的优劣之分。法国革命中的思想家孔多塞把中国看作是“停滞在历史过去或正在堕入野蛮状态”的国家。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发展了他的观点，把中国定为世界历史“永远的起点”。

    正是借助这样一种对东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认识，西方确定了自身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文化认识在19世纪达到顶峰，它生产出一种强烈的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文化傲慢和歧视。借助它的矫饰与遮掩，欧洲人披着文化救赎者的外衣，开始了对整个世界的征服。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学在研究体制和内容上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正好与欧洲急遽扩张的时期相吻合”，“东方学在殖民统治之前就为其做了合理的论证。”

    应该承认，文化的发现、借鉴和批判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仅仅几十年后，欧洲就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停滞的起点上了。那么，决定这一文化认识变化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显然不是，或者不全部是当时中国清王朝“停滞”的历史现实。欧洲历史和文化上的变化在这里发生了重要作用。欧洲乘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19世纪工业革命之风，实现了物质上先于其他文化的巨大进步，而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历史进步观念又为欧洲的进步做了现代文化价值标准的论证。于是，欧洲获得了对整个世界的发声权。曾经参与了启蒙时代现代性神话建设的欧洲人的中国文化认识，这一次参与的是“欧洲中心论”的制造。所不同的是，启蒙运动前期，中国文化是被当作理想的标杆和批判的武器来实现欧洲的自我救赎的，而这一次，中国文化被作为历史的起点和批判的对象，来衬托欧洲的进步和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现实的欧洲与思想的欧洲同步，中国也就随即成为帝国主义觊觎、扩张的目标了！可见，在世界历史转变的当口，中国文化一直在按照欧洲的意愿被发现、被借鉴、被批判。在本质上，它们都是欧洲历史的表意实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