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与“反乌托邦”想象

    玛丽·雪莱，著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比西·雪莱的妻子，曾经写了一部小说，名叫《弗兰肯斯坦》（1818），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家经过多年试验，终于用碎尸块制作成一个“人”，并用闪电将其激活，从而完成了自古以来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使命。然而，这个由科学创造的生灵不是正常的人，而是一个怪物。他有思想、有欲望、有需求，在得不到满足时，就对他的造物主进行报复，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多名家人。为了消除这个祸害，弗兰肯斯坦对这个怪物进行了追杀，最后在茫茫冰雪的北极与这个怪物同归于尽。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傲慢、科学的自信、以及科学技术的失控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它代表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内部所产生的一种针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

    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信心。蒸汽机、铁路、造船、化工、纺织等新发展给欧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性，海外贸易、殖民掠夺逐渐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同时也为他们积累了财富。欧洲人相信，理性和科学可以帮助人类从野蛮向文明进步，经过数百年的奋斗，人类可以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体系合理、人人幸福的“乌托邦”。

    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中想象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火种，可以说象征了科学和理性的到来。他的解放开创了人类新纪元：从此世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地生活，创造力得到了释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一切都是科学进步带来的结果。雪莱对未来的展望与他的夫人玛丽完全不同，他们代表了欧洲的科学技术思想的两个方面。如果说雪莱代表的是对科学技术持乐观态度的“乌托邦”想象，那么他的夫人代表的就是对科学技术持怀疑态度的“反乌托邦”想象。

    在19世纪，很多现在看来不是问题的疾病都是不治之症，浪漫派诗人济慈在26岁时死于肺结核，拜伦36岁时死于痨病；《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也在30岁死于肺结核。但是在20世纪这样的情况改变了，抗生素的发现使肺结核之类的疾病不再是不治之症，从而大大地延长了人口的寿命。同样是在19世纪，有人怀疑世界人口的增长将超过粮食生产的增长，饥饿和战争将不可避免。狄更斯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爱尔兰大饥荒”就是一声警钟。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但事实是，科技的发展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产量，成功地解决了世界超过7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的确，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但科学技术也有它的另外一面。在R.L.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1886）中，一个名叫杰基的医生喝下了一瓶特别的药水，从而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白天他是善良温和的自己，而到晚上他变成了邪恶的海德，痛苦地游走在善与恶之间，成为一个双重人格的人。这只是一瓶药水所造成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在H.G.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1895）中，迷恋科学的主人公亚历山大制造了一部机器，可以在时空中穿越。结果他来到了80万年后的未来，看到了一幅可怕图景：人类已经分化为两个物种，一个是生活在地下的、粗鲁凶残的被奴役阶级莫洛克，另一个是生活在地上的、身体退化的统治阶级埃洛依。难道这就是科学和理性给人类带来的未来？

    的确，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人们有了更多的手段征服自然，也有了更多的手段毁灭自然，甚至毁灭人类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帮助人类发现了抗生素，挽救了生命，但科学也帮助人类制造了坦克、飞机、潜艇、毒气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首先制造出原子弹，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目前，人类拥有的核武器的单枚当量远远超出广岛原子弹，并且数量可以毁灭整个地球数百遍之多。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集中营和种族清洗，西方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发展道路有诸多反思，例如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4）中就对启蒙运动所信奉的理性提出了质疑。当理性被绝对化，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因此启蒙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因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时候会超出人们的想象，或者向人们没有意料到的方向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拥有了超越人类的智力，人们会问，有没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们会脱离人类的控制，或者反过来控制人类？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不存在。电影《未来世界》（1970）就为观众设想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场景。在美国达拉斯的一个游乐园里，机器人被广泛使用，但是有一天机器人突然失控，开始屠杀人类，从此开始了人类夺回对世界的控制权的挣扎。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人类在这场挣扎中失败，那么世界将是一个什么情景？在机器人的主宰之下，人类将变成什么？该电影70年代末进入中国，横扫各大影院，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美国诗人E.E.卡明斯在题为《空间（不要忘记了记住）被弯曲》（1931）的诗中，讽刺科学什么都可以做到，甚至空间都可以被弯曲。他说，人类似乎代替了上帝，成为“一个眼睛向上的，/平静、辉煌、赐福的造物主”。只要他轻轻按动一个数字，“地球的最令人敬畏的/四足动物将全变成桌球”。在另一首题为《不要怜悯这个繁忙的怪物》（1944）的诗中，卡明斯称“进步是一种舒适的疾病”，称人类为“繁忙的怪物”、“不善良的类别”（Manunkind）和“掌握超级魔力、/无处不在的物种”。

    人们应该承认，科技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类需要做到的是使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知识与智慧》一文中称两者不能够划等号，知识是经过专业化训练所获得的信息与能力，智慧则是综合这些知识、正确使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科学就是一种专业化知识，如果没有正确使用科学的智慧，那么它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用罗素的区分原则，克隆技术是一种知识，但是它会打破正常的传承逻辑，造成伦理上的混乱，甚至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转基因也是一种知识，但是它在改变了植物天然的基因之后，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科学的目的在于达到某个既定目标，但是具体这个目标会产生什么社会和政治效果，不是它思考的范围。正是因为如此，在西方的大学里，理工科的大学生都必须学习人文课程，在专业知识以外，增加综合思考的能力，以及将专业知识与宗教、道德、审美等价值相结合的能力。

    反映知识走向极端的“反乌托邦”想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警觉的人们心中。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2003）中描写了生物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是关于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的故事。在未来某个时候，高科技生物技术公司为牟取暴利，开发各种免疫和抗病毒药物，在动物身上进行基因嫁接试验，培育供人类移植的器官，甚至蓄意研制病毒。主人公“秧鸡”是一个危险的天才，他的生物科技实验失控，导致人类的毁灭，只留下了他的朋友“雪人”，以及他的实验结果、基因被改造的新人类，在世界的废墟上孤独地生活着。这是有远见的西方知识界给世界的一部《警世恒言》。（张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