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少出“死书”？

民生故事

    “你知道我找这本书有多难吗？”河北大学教授时永乐细数着自己为了找到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冷庐文薮》（上下两册）经历的波折。做文献学研究的他，为了课题需要，必须找到这本书。出版社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版这本书了，大小书店找了几十家仍一无所获。最后他只好分别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借来了上下册。“对于以前那些重要的经典图书，出版社能够多留一点库存就好了。”这是时教授的期盼。

    图书库存，还有另一面。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目前出版机构的库存码洋居然比实际销售码洋多150亿元，存销比（库存码洋与销售额的比例）从账面的1.23∶1拉大到1.77∶1——每一元销售额的实现，都要以近2元的库存额为代价。甚至有媒体提醒：再这样下去，就会逼近产业坍塌的红线。

    图书库存究竟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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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价值的库存

    有一定的库存是正常的。但是要分析存什么书，存多少书。就拿我们集团来说，五六年前，每年出版的图书才两千多种，现在一年超过万种。有一些高端图书，比如文化传承方面和艺术欣赏方面的图书都属于一次性投入，此后十年二十年都能产出。这些图书的库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两会期间，我在驻地宾馆发现诸如《红日》、《铁道游击队》之类的老书，早上刚摆上，晚上就销售一空，看得出，很多人都有怀旧情结。图书具有收藏性，经典优秀的图书犹如好酒，历久弥香。打个比方，七八十年代的小人书，当年卖几毛钱，现在有的已经卖到了上千元甚至更高。我个人想收藏六七十年代的散文诗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即使有新印刷的版本，对于买书的人，价值和感受已经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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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生产“死书”，把好策划关

    要承认，当前的图书库存也有一些无法盘活的“死书”。如何避免生产无效的“死书”，是出版业必须认真审视的问题。我认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策划环节把关。拍脑袋做选题，不对市场做深入的分析，不对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就不能赢得市场。

    我们看到市场上大量跟风书、搭便车书、赶热点书、吃现成饭书、抢蛋糕书、拾人牙慧书等等，这些书都极易成为无法盘活的“死书”。那些贪大求全，满足于做门面，不考虑读者需要，为了获奖的大书、豪华书，最终归宿也大都是在仓库中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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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适应立体出版时代

    很多人提出，图书高库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的冲击。但我认为，这个影响不会伤及根本。

    我国早就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法》，但是目前我国图书版权的保护意识仍需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出版企业，更要做好防范，时刻关注自己的版权是否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被传播了。现在已经进入立体出版、多元出版时代，出版企业不能一味只做纸质图书，在同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时，一定要签订全面的出版合同。

    要想适应立体出版，队伍很重要。我发现90%的编辑不适合做立体出版。他们从学校出来，进入出版社，坐在办公室里编辑传统图书，对市场知之甚少。数字化出版与传统出版截然不同，前者更关注互动化、趣味化、娱乐化、时尚化、碎片化，如果不了解这些，怎么适应新的时代？我建议青年大学生毕业以后，不要直接进入编辑部门，先在新媒体、出版社市场部摸爬滚打一下，过个三五年再回编辑部，那时候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本报记者 柳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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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出版大国也是第一库存大国？

    目前，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数全球第一，达37万种，是美国的一倍还多。从2005年到2011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品种数从22.25万增至37万，增幅约为66%；在同一个时间区段，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册（张、份、盒）数，增长的幅度不到4%——也就是说，66%的品种增长，只带动不到4%的销量增加，如此悬殊的生产销售比，势必一路推高库存。

    过高库存量，可以毁掉一个行业。日本资深出版人小林一博所著的《出版大崩溃》，记录了1997—2003年间日本出版业的崩盘历程，其中一个重要症状就是高库存、高退货：图书退货率平均在50%左右，高的可达90%；而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无效库存，令日本出版人叹惜“死书累累”。

    （本报记者 李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