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影像体现历史变迁

    “家”的影像的历史变迁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反映和折射，一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中国人的心灵史和审美风貌史。

    电视剧中的“老屋子”与“小屋子”表现着“家”的意象变迁，也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新世纪新10年，繁盛发展的中国电视剧与中国社会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之间，呈现出的一种耐人寻味的互动关系。

    “老屋子”、“小屋子”：家庭剧的典型叙事空间

    四合院和胡同是北京城市的一大特色，曾经有人称古都文化为“四合院文化”和“胡同文化”，一点也不为过。胡同深处是无数温暖的家，民族传统的恋土守护意识，让北京人对胡同有着特殊的感情。四合院是老北京典型的民宅模式，其建筑形式、结构和格局所形成的居住环境给人以安全和谐之感，是和平、安祥、幸福生活的象征。由此，“胡同儿”、“四合院”这一京味十足的词语在北京人的生活辞典里已不仅仅是街巷的别称，早已超出了建筑符号的意义，而成为一种文化象征。

    1990年代以来的家庭剧致力于表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平民生活，“老屋子”、“小屋子”作为家的空间载体就成为其中最有代表性与象征性的叙事空间。

    “老屋子”往往坐落在大杂院里，拥挤、杂乱甚至破旧、昏暗。平民剧中的几部经典之作，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哥》《一年又一年》《空镜子》等作品都选取了这样的空间环境。“老屋子”是飞速发展的中国在特定时期贫困、落后的象征，它们大多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被滚滚向前的推土车所推倒，融入日渐时尚、现代化的都市之中。“老屋子”总是旧的、传统的、淳朴温馨的，与新的、现代的、彼此隔膜封闭的楼房恰成对照。但同时“老屋子”又是那个还未完全被商品化所侵袭所改造、充满了朴实人情的居住空间，它承载着生于斯长于斯的都市人的生命情感记忆，寄托着人们对过往岁月的无限怀恋。

    “小屋子”则主要寄身于简易筒子楼中，常常是城市年轻知识分子的居住地，“小屋子”空间狭小、低矮，家具简单，生活朴素，是一穷二白的城市年轻知识分子开始自己奋斗的起点，它是年轻、贫穷、朴素的象征，是年轻人爱情生活的开始，虽然不乏摩擦苦恼，却是真挚美好的。但当剧中人日渐成熟、富有，纷纷搬离“小屋子”住进高楼大厦甚至是豪宅别墅时，他们的人性却发生了变化，世俗圆滑、朴实不再，曾经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小屋子”中的二人世界、纯朴真情就一同成为剧中人永远的心结，永远的伤痛，永远的依恋和牵挂。如同《牵手》中的钟锐和夏晓雪、《结婚十年》中的成长和韩梦；或许再也回不到从前，物是人非，心境不再，但曾经的真情却永志难忘，是身处滚滚红尘、急速前行的人们心中柔软美好的一角。

    “老屋子”、“小屋子”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记忆

    “新北京”的文化标识常常让人生出隔世之感，如今的北京城，在高楼林立、霓虹闪烁、喧闹繁华的现代都市景观背后，是一个在视觉上构成巨大差异的由老旧的四合院、狭窄的胡同构成的老城市景观，两种视觉反差强烈的景观在空间上的并置，越发显现出时间与历史的巨大变迁，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触目的空间特征。

    这一点在许多家庭剧中都有着明显反映，从“老屋子”、“小屋子”到高楼、豪宅的变化，既是城市景观变迁，更是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变迁。对其进行表现并思考恰恰构成了京派家庭剧的主题。“老屋子”、“小屋子”的意象及其历史变迁在导演沈好放的作品中表现得最具代表性。1998年他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成为一部表现老北京人生活的平民史诗，2011年他又执导了表现“胡同改造和拆迁”的老北京故事——《夏妍的秋天》，两个故事的核心不约而同地都围绕着北京人的“居所”展开，这种相似性本身就充满了意味，也表现出导演对北京城市文化想象的精准把握——改革开放30年，可能没有什么比“居所”的变化更具代表性的了，而在城市——居所——人之间贯穿着精神文化的历史轨迹。张大民狭仄的小屋，屋子中间的大树，生活的艰辛与人物的坚忍乐观、苦中作乐都让人记忆犹新、辛酸而感动。

    城市意象与文化想象

    家庭剧中尽管不断出现四合院、胡同等空间意象，但这仍然改变不了现实生活中北京城市景观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新城市景观与地标建筑在这些作品中被不断表现，也成为年轻人生活奋斗的统一背景。《奋斗》中世贸天阶的LED大屏幕、工体酒吧、建外SOHO、北京站、王府井步行街等地标性建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现代气派、时尚奢华，置身其中，让人向往、晕眩，又常常令人迷失，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与这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一样，一道体验着中国转型期特有的焦虑与迷惘。《蚁族的奋斗》表现了被称为“蚁族”的都市外乡人怀揣着梦想，带着征服的野心来到首都北京，试图在这个向来以包容著称的城市里奋斗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这些年轻人体验的苦辣酸甜、喜乐悲欢之间也就无可争辩地浸染了转型社会那无处不在的现代化魅惑与现代性焦灼。

    赵宝刚导演的“青春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北京青年》最终在反差强烈的评价声中落幕。赵宝刚戴着青春偶像剧的大众文化面具，却跳起了精英化、形而上的舞蹈，不为很多奔着偶像剧而来的观众所肯定也就不足为怪。何东强烈的“逃离北京”的意念当然不会被“石小猛”们所理解和支持，认为他“烧包儿”、“欠揍”等都不难理解。然而，作为这个开始反思自身、审视北京这个城市的“先觉者”而言，何东抵抗既定“规训”、希望活出“真我”的渴望无疑带有形而上的意味，“逃离”的意愿也就自然地指向了“城市与人”的疏离关系，而这正是现代化带给所有大都市成长与崛起的两面属性，既有毋庸置疑的历史进步，亦无可规避道德的悖反及现代性困惑。

    家庭剧中，海派家庭剧是仅次于京派家庭剧的流派品种，创作丰富、佳作不断，也由此形成了海派家庭剧的艺术特色与文化想象。与北京的四合院不同，上海的弄堂是众多海派家庭剧集中表现的居所空间，也构成了转型之初的上海城市标识，这在《上海一家人》、《年轮》、《孽债》、《儿女情长》、《婆婆、媳妇和小姑》、《老马家的幸福往事》等作品中均有所表现。弄堂，既是小市民的生活居所，柴米油盐、点点滴滴融汇其间，又包容着世俗平易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海派家庭剧中人物的命运轨迹往往是由弄堂中走出，进入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在那里拼搏、沉浮。上海地域文化也日益显示出其多元性、现代性特色，外滩的万国建筑、浦东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等都是这种多元性、现代性的具体表征。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弄堂铺陈了它的底色，而现代化、时尚感、国际化则代表着她的今天和未来，由此在今昔、新旧、传统与现代之间建构出上海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想象。

    家庭剧的浓厚写实特色让电视剧艺术不断为人们呈现着新的城市景观，也赋予了这些作品无可替代的“城市民俗志”及“文化铭文”的品质。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