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中国最大的红利

    2012年，中国GDP总量达到历史性的50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0.4％；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腾飞”，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世界经济的天平上，中国的砝码从未如此重要。如今，中国正站在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口上。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未来持续发展的动力何在？

 

    许多代表委员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记者在采访时，听到的共识是：过去30年，经济发展成就源自改革；今后经济持续发展还要靠改革，改革依然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中国奇迹就是改革奇迹

 

    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大门。尤其是近十年，中国经济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创造奇迹，皆缘于包括人口红利、国企改革红利、资源红利在内的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就是制度红利

 

    改革红利就是制度红利，而制度红利最大的两笔分别来自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和所有制结构改革。这两项改革解决了几千年不曾真正解决过的粮食产量最大化的问题，使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跨行业流动成为可能。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最大的受益主体，就是农村居民转移到非农部门之后，身份变成市民，在这个过程中他享受了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福利、公共服务，以及稳定的就业、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涉及农村土地转变成工业和城市土地，这个过程中土地会有巨大的增值。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代表

 

    从抓产能向抓产业竞争力转变

 

    我国这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一举改变过去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才、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起来。通过30多年改革发展，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跃升全球第一，在载人航天、高速轨道交通、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主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全球近一半的手机、彩电、显示器、程控交换机、数码相机都在我国生产。

 

    但是，另一方面，产能相对过剩、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大部分产业核心技术仍需依靠进口等长期积累的矛盾日趋凸显。必须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增长之路，实现从抓产能向抓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的转变。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鲁修禄代表

 

    人口红利应向人才红利转变

 

    十多年前，中国纺织业凭借“人口红利”从欧美等国家获得大量订单，中国因此成为世界服装加工厂。当前，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日渐式微，以及劳动力成本及人民币汇率上涨等因素影响，纺织服装制造产业在出口方面的成本优势正逐步消失。受国际经济形势低迷影响，主要纺织服装进口国美国、日本等大幅减少在中国的订单，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也开始将工厂迁移至更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如果产业链也随之转移，将会使中国丧失纺织业大国地位，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亿万农民就业的独特优势也将失去。因此，中国纺织业应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通过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快创新步伐，努力实现转型升级，实现产业链向上游的技术创新延伸升级。

 

    ——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德康代表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急需解决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缺位”。进一步推进改革，应该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肩负的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市场追求的却是效率，两者关系的处理，关键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在现实中，政府缺位与越位的现象都存在，它带来的后果则是政府不堪重负，而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却无法正常发挥。

 

    以收入分配为例，在初次分配中，政府应当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依法强制实施社会保险、依法强化劳动监察、利用政策优惠引导职业福利和推动劳资协商谈判机制，这些均涉及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关键在于厘清政府责任的边界，并让政府尽责到位，不缺位或越位。如果在深化改革中能够厘清政府与市场责任边界并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则社会必定会更趋公平，市场会更有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代表

 

    政府要发挥好服务作用

 

    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存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仍然过多的问题，根据十八大精神，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市场规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要发挥好服务作用，对市场进行引导，为市场主体创造好的外部环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政府。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委员

 

    从行政审批向服务企业转型

 

    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但不能“包打天下”，对市场过多行政干预。政府职能部门要真正从行政审批向服务企业转型，尽量简化企业的审批程序。就咸宁目前的发展环境而言，企业行政审批程序大为缩减，但还需要进一步简化，并逐步废除办企业的审批制。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企业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杜绝官员“打招呼”、“批条子”等这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要以严明的制度杜绝“官商”之间的利益纠葛，加大项目招投标的公开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真正让市场说了算。

 

    ——湖北省咸宁市市长丁小强代表

 

    取消一些行业或领域的进入门槛

 

    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于竞争，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是公平参与的竞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形成除了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外，还要取消一些行业或领域的进入门槛，包括天然气等能源市场。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地出台政策让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更多的行业，市场竞争的格局不断形成。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一些行业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设置了一些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障碍。

 

    就扩大天然气应用、减少污染来说，政府应出资设立专项资金，强制执行、无偿提供，用于燃煤锅炉及公共汽车、出租车、船只、重型卡车等改用天然气，同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设天然气加气站，形成周密的天然气补给系统。

 

    ——河南省天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瀛岑代表

 

    “最大潜力”叠加“最大红利”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城镇化这一“最大潜力”与改革这一“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中国经济就有了长久持续的动力。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最大引擎

 

    城镇化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内需最大的潜力。

 

    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据测算，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中国的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左右。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意味着1000万人进城，这对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和建设提出了相应要求。

 

    城镇化，就意味着要改变人口的城乡分布，所以城镇化的红利也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要把城镇化这一“最大潜力”与改革这一“最大红利”叠加，为经济发展提供长久持续的动力。

 

    城镇化还将涉及改革的许多领域，如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等，其中最难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代表

 

    以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人口城市化

 

    城镇化的本质和真谛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要改变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局面，应尽早推动旨在提高补偿标准的征地制度改革，使更多农民更好地分享城镇化结果，并促进土地的集约利用。此外，应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代表

 

    要走均衡发展之路

 

    城镇化要走均衡化发展之路，要走集约型、内涵式发展的新路，不能再走那种大面积占用耕地、摊大饼式发展的老路。要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均衡，治理大城市因人口过度膨胀而造成的“大城市病”，不能用关城门的行政措施来解决，而应把城市群做多，发挥大城市辐射作用和规模效应；同时要把中小城市做好，发展小城镇，使人口合理流动。

 

    此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也要做到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化发展。城市与农村在资源、投入、能源、产业布局等方面存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也随之加剧。让改革的红利对接城镇化的发展潜力，要将城市扩张与耕地保护统筹安排，均衡发展，要让城镇化一手连接农业现代化、一手连着工业化，共同推进。

 

    ——安徽移动公司总经理郑杰代表

 

    让百姓分享更多改革红利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些都得依靠改革去实现。人们期盼，在改革的持续引领下，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都能实现。

 

    城乡医保应统一标准

 

    这几年，医改取得了很大成就，医改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保障水平不断提高，8亿多农民因此受益。但目前医改还需要城乡医保全民统筹，享受同等待遇。目前医保的管理机构有两个，城镇居民主要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而农村医保由卫生部门管理，这样的体制导致人不同、待遇不同，重复参保的现象严重，这样既不公平，也增加了成本。而乐山市实行同一个标准，不仅节约了资源，而且提高了效率。今年，四川还启动了大病医疗统筹，切实防止困难群体因病返贫。未来，希望国家将城乡的医保实现统一标准、统一待遇。

 

    ——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徐建琼代表

 

    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我认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低，但它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地方政府要以抓工业的力度抓农业。首先要像抓工业园区一样进行农业的招商引资；其次要像投入工业园区一样改善农业耕作条件，建设旱涝保收，能进行机械化操作的高标准农田，降低劳动成本上升对农业的影响；第三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进行农村金融配套改革等，让农民的财产可以抵押变成资产。同时要引导农民同市场对接，通过专业合作组织等提升议价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代表

 

    改革国民教育评价体系刻不容缓

 

    我最想呼吁的是改革当前国民教育体制，建立与人成长规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唯分数论，教育部门、教师、学生家长都对小孩进行超前的知识灌输，而且这个过程贯穿整个人的青少年时代。一个孩子的所有精力都在超负荷地获取知识，而往往忽略了人文知识、道德修养、基本能力、理想教育等培养。这种简单的评价方法造成了人格不健全和性格的缺失，使人的成长简单化。我们要下大决心，自上而下地对这一现状进行改革，教育部门要改变评价方法，建立一套符合年龄阶段的知识能力综合评价体系。

 

    ——重庆大学教授黄云代表

 

    让农民尝到更多甜头

 

    过去30多年的改革，的确让农民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土地承包、农业技术推广，都让粮食实现了增产，农民的收入也大大提高，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红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比如，随着用工成本的增加、土地租金的提高，农民又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因此，改革还必须进一步深入下去，必须对农业体系进行改革，切实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产品滞销的问题，让农民享受到更多改革的红利。

 

    ——浙江省温岭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林燚代表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郭丽君、殷泓、李晓东、李可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