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路上 勇于去担当

    编者按：2月26日，本报召开“庄建新闻作品研讨会”，本报高级记者庄建介绍了自己从业近40年来对新闻记者这一神圣职业的执著与坚守，来自出版界、媒体界及高校的专家学者对庄建一些代表性作品的影响力、特色、风格等进行了分析研讨，光明日报部分记者编辑参加了研讨会。本刊特摘发这次研讨会的发言摘要，供读者参考。

    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无论是做一线记者，或者做编辑、部主任，还是做中华读书报的总编辑，我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面对丰富的实践，面对我的采访对象，我总有去采写、表现他们的冲动。

    一块儿去采访，常有朋友说我“过度采访”。能到现场的，我一定到现场，因为现场的采访是多维的，耳、眼、脑并用。有机会与当事人面对面采访时，我尽量不放弃机会。常常走了很多路，刨根问底，遍寻细节，最后写作时用在稿子里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没有用到稿子里的内容,常常在我们认识、理解采访对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亲眼目睹”“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触景生情”不仅是采访的重要过程，也是改变文风的重要基础。

    得知耄耋之年的蔡美彪先生新作《中华史纲》即将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就辗转表达了想采访先生的意愿。传回来的信息，是蔡先生委婉的拒绝：“书，读者还没看到，先听听读者的意见。”先生的低调与读者反应的热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个月内，《中华史纲》销售已经近万册。这，成了我采访先生的理由。

    蔡先生终于同意接受采访，让我写了采访提纲，坚持笔答。我提出，即使笔答，我也一定要去看看他的办公室。先生最后同意，在办公室接受采访。

    在写蔡美彪先生的稿件中，有一个细节：

    我环顾先生的办公室。里墙下，放着一张折叠床，床上，放着单薄的被褥。在办公室时，每天中午，先生就在这里小憩。从在北大读研究生起，先生就在现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所在的这块地方工作。几十年中，工作单位换了几次，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这块地方。年轻时，除了外出，他每天必来办公室。如今，85岁高龄，他仍如此，只是雨雪天不再出门。 “去年春节，老伴去世了。写书、生活我都是孤军奋战。八十岁时，大家给我祝寿，我想到以前自己给一位经济学家八十岁祝寿，他说了两句话‘八十不算老，再读十年书’。我说这个值得学习，但是光读书不行，要干一点事儿，改一下：‘八十不算老，再写十年书’，我就以这个为目标奋斗。到现在五年了，我真写了几本书。每天，我只有读书写书的乐趣。”形只影单的先生啊。

    文中所写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先生所说的，是笔答不会涉及的，而是采访交流中唤起的。办公室的简陋与陋室中先生志向的高远的反差，震撼了我。我把看到的和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没有先生办公室之行，我对先生的认识不会如此丰富鲜活。

    闻名全国的邱氏鼠药案，我和同事范又，与其他媒体的记者一起，从科学家完全处于劣势时开始关注，采访中承受过种种压力，但我们还是坚定地和科学家们站在一起，直到科学战胜伪科学，取得最终胜利。

    偶然的机会，我在采访中得知了1988年水电出版社的改革。那时出版界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潭死水，水电社的小小改革竟在社里引起轩然大波。采访使我置身争论的漩涡之中。我在稿件《发生在水电出版社的一场争论》中，写出了自己的观察，写出了自己的思考，写出了现实中的矛盾与争论。报道是中国出版业改革的第一颗信号弹。

    这篇报道的发表，也反映了光明日报的眼光与魄力。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的这一稿件，连审稿时的不同意见也放在括弧中一并刊出，表明了报社的立场。季羡林先生看到这篇报道后说，“贵报还有一个别的报纸所没有的特点：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长篇报道，只提出问题，不下结论，让广大读者自己去评判。今年5月4日刊登的《发生在水电出版社的一场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这样的处理方法，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

    我热爱记者工作，是因为它总是与事实真相离得那么近，总是与崇高离得那么近，有机会尽快尽早感受到新事物的曙光，新思想的光辉。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精神的成长。近40年的记者生涯让我感悟，记者职业是社会给予我的馈赠，我除了以责任、真诚去履行职责，无以回报。（本报记者 庄建）

庄建简介

    高级记者。1976年开始，在光明日报北京采访组、记者部、北京记者站、国内政治部、图书出版部、中华读书报工作，做过记者、副站长、副主任、主任、中华读书报总编辑。此间，无论做记者还是做主任、总编辑，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通讯《劣质词典频频涉世引发的思考》（合作）获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专员考乡长》获全国现场短新闻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