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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3月01日 星期五

    有思想 有学养 有情趣

    ——美学家叶朗谈文风

    《 光明日报 》( 2013年03月01日   01 版)
    引导读者去追求一种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的文风。与此同时,注重拓宽胸襟,涵养气象,提升人生境界。

    ——《文章选读》编选宗旨

        书名和封面一样简单:《文章选读》。

     

        主旨和选文一样朴素:学写文章,写好文章。

     

        在序言里,选编者、74岁的美学家叶朗特意写下了他选文的标准和他反对的文风。前者是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后者是装腔作势、自吹自擂、艰深晦涩、存心卖弄以及武断偏狭。

     

        集中了古今中外76篇文章的选读本,出版于2012年6月。六个月后,中央出台了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掀起革新文风的波澜。这让这本书有了一种“应时而生”的味道。

     

        叶朗很淡然,“之所以今天显得有现实针对性,恰恰是因为好的文章有超越时代的美。”

     

    “康德我还能读懂,你的文章真看不懂”

     

        与流行的名人文选和大学语文不同,叶朗说,他选编的目的就是朱光潜先生的那句话,“造成一种新风气”。

     

        “我在北大教哲学、美学,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发现我们的大学生不会写文章、不重视写文章。文章写得简洁干净、明白通畅,这是写文章的低端要求,同时也是写文章的高端要求。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本来几句话的意思,他可以写上好几页。”

     

        在一次课堂教学中,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学生连写了四五页纸。叶朗问对方写的什么题目,对方答曰:“题目还没定呢!”

     

        “还没定就写了这么多?”

     

        “我先写个开头啦。”

     

        在学界,四五页纸尚未进入正题的论文恐怕不止这么一个。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文章一开头就下了一连串的论断,既无论据,又无论证。每年有无数研究论文从叶朗手上经过,因而他也要无数次发出这样的疑问:你的论点呢?你的论证呢?

     

        《文章选编》里收录了柳宗元的《敌戒》。起始就开宗明义:“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接下来一一举例、层层论证。在文末的点评中,叶朗写道:“通篇不到二百字,从头到尾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还有一种倾向,是把论文写得让人看不懂。文章中堆砌着从外国搬来的名词,故弄玄虚。”以让人看不懂为荣,以让人看不懂为深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流行病。叶朗感叹:“康德、黑格尔我还能读懂,你的文章真看不懂。其实这就是古人批评的‘以艰深文其浅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叶朗就曾请教朱光潜先生,为什么有些人写的文章让人看不懂。朱先生笑了笑说:“很简单,就是他自己没有想清楚,自己想清楚,怎么会说不明白!”

     

    “平和,不要火躁”

     

        爱因斯坦宏文无数,但《文章选读》选择的却是他对各种来信的答复。

     

        这些信有的是向他询问哲学、科学和人生的,有的仅仅是希望他能“勉励自己儿子几句”或为某杂志写段“格言”。“他都回信,而且字字推敲,绝不敷衍。”叶朗说。

     

        那些短短的回信所涉及的科学、宗教、艺术见解高屋建瓴。但叶朗选文还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爱因斯坦回信时温柔敦厚、彬彬有礼的姿态。在文末的点评中,他写道,爱因斯坦的“开阔、善良、温厚、光明、纯净”和那种“武断、骄横、偏狭、刻薄的所谓‘名人风度’真有天壤之别”。

     

        他希望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能看到这样的文章,而不是被某些媒体和读物的暴戾和浮躁所污染。真正的好文章,尤其是学术文章,应该有这种平心静气的气度。

     

        在媒体和网络上,因理论分歧而导致的“掐架”随处可见。批评方常常将观点争辩变成讽刺、谩骂和人身攻击,被批评方则往往沾火就着,容不得一点异议和评论。

     

        “论战当然是正常的,但要扣住问题本身,要讲道理。真正的道理都不需要讽刺谩骂。”叶朗说,“在‘文革’时代,有的报纸社论都能写出‘苏修混蛋们’这样的骂人话。正是那个时代,把整个民族的文化品格都降低了。”

     

        平心静气的文风,自是一份理性、一份涵养。只有这样的文章“令人读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谦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

     

        “平和,不要火躁。”叶朗说。

     

    “低俗可以有市场,但不能登上国家舞台”

     

        文风不仅指遣词造句,艺术形式亦是一种广义的文风。几十年来叶朗推进美育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古典文化走进现代,让高雅艺术走近大众。

     

        叶朗深知,市场化的时代,文化产品的产出亦要遵循供求关系。“在西方国家,低俗的艺术在歌厅当然可以有市场,但在他们那里也不能登上国家舞台。”他说:“比如,有一些明显在嘲弄弱势群体、嘲弄残疾人或无病呻吟的节目,怎么能放到国家舞台上向世界展示呢?”

     

        作为美学学者,叶朗并不主张违背市场规律,人为阻止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供给。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要动用国家的力量,保持和推广经典、高雅的文化品位。

     

        2005年,满大街都在放周杰伦的《七里香》,公共场所都是《超级女声》选秀的画面。叶朗和台湾作家白先勇却将昆曲《牡丹亭》带进北大,唱腔唱词顿时在青年学子中“姹紫嫣红开遍”。大学生们说:“现在北大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牡丹亭》的,一种是没有看过《牡丹亭》的。”“昆曲热”从那一年开始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除昆曲外,10年来,叶朗还努力推动将众多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高雅艺术引进大学校园,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和传统的艺术经典的心是相通的,这是一种沸腾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叶朗感慨,媒体和社会必须给高雅艺术以平台,让年轻人见识经典文化的格调与品位。

     

        只不过,对经典文化的推广,不能完全仰仗所谓的“文化明星”“文化偶像”。“就工作性质而言,文化明星,包罗一切的‘文化学者’,他们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推动经典走近大众。但做这样的工作应该对中国文化有敬畏之心。有的人现在什么都讲,体育、唱歌、电影、戏曲、文学,碰到任何问题,甚至国际问题,他们都能以专家身份说上一通。面越来越宽,口气越来越大,很多没有研究过的东西都敢下论断。”

     

        在叶朗看来,一个人学问上的特长和特点,换个角度看也就是一个人的局限性,“最好在自己的局限的范围之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内发言。不要对什么都以专家身份发表意见,因为超出一定的范围,你就不是专家了。更不要随便下结论。”

     

    “学写文章,注重提升人生境界”

     

        《文章选读》集纳了散文、评论、札记、杂感,甚至题词、碑文、檄文。目录看来似乎松散,但读后的人却普遍反应,文章与文章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内在紧密感。

     

        “有人问我是不是有偏好。有的作者我选了好几篇,比如冯友兰先生的,傅雷先生的;有的主题就一连出现两篇,比如纪念徐志摩的。其实我只是按我这个标准来,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符合这个标准的,我就会多选。”

     

        在叶朗看来,文风背后是思想和学养,思想和学养背后是人生境界。学会写文章,是“术”的层面,但感受这些作者们“笼罩百家的胸襟,光风霁月的气象,高远平和的精神”,却是在日臻于“道”。

     

        文选中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被黑体标注出的关键句子,每篇文末都有叶朗的点评。有读者向本报记者反馈,这些点评亦有“大家写小文”的意思,和选读的文章“一样精彩”。

     

        在人物回忆《邓稼先》一文中,作者杨振宁写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悼念信被叶朗用黑体圈出,其中有一句是:“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这种从历史角度看待人生的宽阔胸怀让叶朗深为感动。“读杨振宁这篇文章,只觉得眼前一片光华灿烂。”

     

        叶朗的点评更像要与读者共同含英咀华,分享对这种气象与境界的体验。文选中那些已经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名篇,正因为这样的点评而有了新的角度、新的意涵。

     

        在点评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时,叶朗的第一稿写了几百字。“我早年研究过梁启超,他的创作背景、他的文章风格、他的文体革命、后人对此文的评价,要说的话太多了。”但几经斟酌后,出现在书中的点评只剩下了一句话——

     

        “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

     

        “文章本身已经气象充沛。点评一句话,只是希望将读者带回到文章的情境中去。”叶朗说。

     

        “学会写文章,注重提升人生境界。”那些历史深处的回响,宇宙高处的观照,就隐藏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

     

        叶朗说:“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把眼光朝向这些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大学者,追寻他们高远的精神境界。”(本报记者 刘文嘉 徐丹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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