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冬天特别的冷,仿佛沐浴于漫天飞雪,又仿佛身陷冰河。就在立春的前几天,我的老师、扬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曾华鹏教授,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冬天,他正如那首诗所吟诵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蜡炬成灰,曾老师的确走得悄无声息。
最初得知老师身陷沉疴,是在去年国庆长假期间。我请几位毕业生吃便饭,一位博士表示不能赴约,在电话里吞吞吐吐,无奈之下才说,正在陪曾老师在医院做检查,老师交代不可声张。后来,曾老师悄悄地住进了医院,谢绝同事、朋友、学生去探望。月余之后,我去看望老师,他笑谈生死:活了八十多,不折腾了,实行“三不”政策——不开刀,不化疗,不放疗。就这样,他对自己的病情采取了最低调的维持。
老师一辈子低调。虽然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过扬州市两届政协副主席、多届的扬州大学文学系主任,虽然头上还有“突出贡献专家”、多个学术团体的副会长、理事之类的头衔,可他从没把这些“云彩”当成可以炫耀的事,却悄悄地把它们扔到“爪哇国”里去。他人淡如菊,智者自清,过着穷教师最简单的生活。直到晚年,他一家人还住在校园一角那个黑暗、潮湿、破旧,总面积不到100平米的宅子里,这与他的名望和地位相去甚远。然而,他乐意,安贫,将名利抛在身后,无怨无悔。在每年的研究生见面会上,他都要对门生约法三章,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准给导师送礼,要求师生自律自廉,让文学院的这个教育平台真正成为抱朴守真的净土。
在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上,曾老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老师是该专业同辈学者中的人杰与权威。我初到扬州师院读书,在图书馆里读到了《人民文学》杂志上他与范伯群教授合作的《郁达夫论》。上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思想普遍僵化,这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第一篇作家论得以在那个时候诞生,体现了作者思想的解放以及研究的开拓性与先锋性。后来许多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门生,都受了《郁达夫论》的启蒙。之后,曾师又与范师合作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如《论〈药〉》,在新时期之初对现代经典进行了学术性解读与研究;又如《现代四作家论》、《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鲁迅小说新论》等等。曾师与范伯群教授被称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双子星座,而为同辈和后辈学者所敬仰。
曾老师把自己永远定格为一名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他终极的使命。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最想见最牵挂的,还是他的学生。丁帆、汪晖、吴义勤、杨剑龙、徐德明、葛红兵、季进、刘祥安、毕飞宇等一批成才的学生来看望他,他一下子焕发出精气神儿,微笑安详地迎接自己的弟子。弥留之际,毕飞宇和吴义勤来了,他各牵着他俩的一只手。毕飞宇如此描述:“他认出了我们……先生大约也知道自己说不清楚,很急,满脸涨得通红,他的手开始晃动……先生的手就那么晃啊晃,一直晃到我们离开。”先生将一生的智慧、知识和仁爱,润物无声地奉献给弟子,他将此视为生命中最大的荣耀。
告别仪式上见到了老师的遗像,那大概是在病榻上与学生谈笑时拍下的,清癯的微笑是那么的真诚,又流露出平时难得一见的满足。老师的一生总是低调、俯首做人,只有在面对他的学生之时,才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孩童一般将笑意绽放在脸上。此刻,老师应该欣慰地走了——就在会场的左边,由学科掌门人徐德明教授领头,依次站着老师教授过的、大多已经成为栋梁之才的50多位研究生,更多的本科毕业生散立在会场中间的大队伍里。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安徽、江西、江苏数省市,哀泪盈眶,泣不成声。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老师一生坚守做人做学问的原则,是学生们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跟随老师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近50年之久,是受诲于老师道德文章最多者。所以,在众人行告别礼拜之后,我第一个以“老”学生的身份跪地磕头。我心里默念:清廉才能养仁,两袖清风方可厚德载物。曾老师,您把什么都抛下了,但您的君子人师之风范,将会永远延绵在弟子们的心里。
老师,您可以带着满足的微笑,一路走好。
(作者为扬州大学教授、中国散文学会前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