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九君子”与国联调查团

    癸巳年春节的爆竹声里，举国上下各色人等的手机与电话及电子邮箱正以最高频率传送着幸福啊钱包啊快乐啊，心想事成美梦成真啊等等祝愿乐而无忧的美丽辞藻时，忽闻日本要把钓鱼岛当做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向联合国申报，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乐极生悲这个词忽然跳出来向我发问：整天乐啊乐的，有那么多让你们乐而无忧的事吗？！

 

耻辱“满洲国”

 

    作为东北沈阳人，我不由得想起81年前的9月18日那个深夜，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伪造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口实，突然向东北军发动偷袭，以比一次军演还快的速度，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制造了那次惊天动地的事变。事变3天后，沈阳便被日军更名奉天，市长也变成了日本人。事变仅3个多月，整个东北被日军占领，东三省变成了一个日本人掌权的“满洲国”。

 

    用计算机算算吧，那比日本领土大许多倍，比钓鱼岛大无数倍的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多大的罪恶之作啊！这罪恶之作是日本蓄谋了几十年而突然实施的，现在重提此恶，不是翻小肠向日本反攻倒算，而是反思日本民族思维的劣根性！就是这劣根性，造成日本侵略者野心膨胀蛇吞大象，犯下坑人害己的滔天恶果。

 

    先反思我们自己吧！事变发生那个晚上，当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向张学良少帅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的消息时，得到的训令竟是“谨遵守国际联盟基本原则，无论如何情形，不以武力相报复”。张学良一夜之间向南京政府十余次告急而得不到答复，只好仍按蒋介石以前旨意，通过副官谭海向东北军传达指令：“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长江船上为前方剿共失利而头痛，并在日记上写着这样的话：“对匪决取包围策略。”

 

    在政府上下不抵抗指令束缚下，当北大营已遭炮轰，东北军最精锐的第七旅军官赵镇藩电话向参谋长荣臻报告时，荣臻回答：“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军营也不要抵抗，武器要收入库内。”赵镇藩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愤愤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话筒刚放下，沈阳典狱长也来电话请示：“日军爬墙，在城上向狱内开枪射击。”荣臻来不及回答，航空处又来电话报告：“情况紧急，机场停有42架飞机！”荣臻命令飞机“迅速飞往锦州，飞走一架是一架”。但因东北军一直坚持力避冲突的原则，疏于防务，当时竟找不到一名飞行员。42架飞机连一纸收条都没有打，便被日军顺利收去。

 

    此时北大营的赵镇藩向正在荣臻身边的旅长王以哲报告：“日军满院都是，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再也忍不住愤怒问荣臻：“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臻沉默一会才说：“你回去吧，自己看着办！”

 

    然而王旅长返回时汽车已被日军掠去，参谋长“自己看着办”的命令没能传到北大营。直到日军大批进入营房，许多战士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被射死刺死在床上时，忍无可忍的官兵才被迫砸开军火库，自发拿起武器猛烈还击。战至19日清晨，北大营失陷，整个沈阳城便也失陷。

 

    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便由旅顺迁往沈阳，以致司令官本庄繁在日记中感叹：“关东军从18日夜晚起，是疾风迅雷的，在19日一天之内，就一举扫荡张学良在满铁沿线的主要部队，彻底消灭了他的根据地。这与平时计划的全军向奉天集中虽然有所不同，但其行动却整齐神速得就像几天前的检阅演习一样！”

 

    当时驻北平的日军特务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也说：“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洲势力，行将陷于重围。”这说明，是万恶的不抵抗政策帮了日军的大忙！沈阳北大营驻扎的8000多精锐东北军，竟被600多日军轻而易举击溃，东北军伤亡官兵300余人，日军只伤亡24人。

 

    事变第二天，整个沈阳的机场、车站、机关、学校、银行、商号、企业、兵工厂等所有重要的地方，统统被占领，连公安局也被占领。空中有日军飞机轰炸，地上有日军坦克横冲直撞。事变仅三天，日军便实行军政管理，推出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市长。事变一周内，日军便占领了东北30多座城市。

 

    更值得反思的是，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一反平日的冲动，竟出奇冷静地强调，“我方官兵，悉不准备抵抗”，“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公断，并希望公理之得申”。蒋介石竟把事变看做国内矛盾“转祸为福的转机”，仍按兵不动，坐等国联裁决，而把大军调往西北剿共前线。

 

    等了3个多月后，等出了个日军枪炮撑起的“满洲国”。日本向全世界谎告，这个满洲国，是中国东北三省即满洲各族人民自发建立的自治国家，日本只是该国家友好无私的保护者。

 

    无耻！跑到别国的土地上，用飞机、大炮和刺刀建立了一个比自己国家要大许多倍的“国家”，还说是顺应民意的民族自治。由此让我顿悟，对当年犯下滔天侵略罪行并没进行认真反思的日本，仍然劣根不改，他们此次要把中国钓鱼岛作为自己的申遗对象，就不足为怪了。

 

    面对如此惨痛的现实，无能而又私心重重的蒋政府，没有对无理的侵略加以抵抗，而是痴心厚望于形同虚设的“国际联盟”派出的调查团前来裁判解决。当时，中国政府彬彬有礼的等待，让被等待的国联调查团都奇怪了：中国光东北军就有30多万，为什么要坐以待毙呢？古往今来，遇到此种情况，哪个国家不是通过反抗来解决的呢？唯有这个汉奸辈出的中国，如此能忍能让！

 

    反倒是那些无职无权、爱国、有血性的民众，自发奋起，以血肉相抵抗。东北各地许多热血男儿迅速揭竿而起，组织了各种武装反抗团体同日寇生死相搏。因这方面过去已有许多宣传，这里暂且不提，我只想说说以前鲜为人知的“沈阳九君子”等爱国知识精英的可敬之举。

 

九君子冒死挺身而出

 

    刚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银行家巩天民为首的沈阳九位爱国知识分子，便自发秘密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这九人还包括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他们在日军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的情况下，冒死行动起来。

 

    要知道，获取每一件罪证都是惊心动魄的。比如，日军把持“满洲国”财政的证据布告，是贴在财政厅大门前的，那里时刻有日军站岗。负责拍照此证的巩天民，选择阳光最好的上午，怀揣相机偷偷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房顶，长时间等候阳光直射到哨兵和布告。腿脚等麻了，蹬掉一块屋瓦，院内涌出一群人大喊“捉贼”。他趴到树枝掩着的房脊上好长时间不敢大声喘气。待捉贼人散去，日光也照过来了，又怕哨兵听见按快门声，想借汽车声掩护，然而过往汽车又极少，等待好久才趁汽车声拍照成功。

 

    日满政府不仅疯狂销赃灭迹，而且大肆编造假情况，这就给爱国小组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些日军张贴的告示，白天寻到地点，晚上再揣了水瓶子把告示润下来，弄残缺了的，还得想法再找。更难找的是一些日军直接发给“满洲国”政府的命令文件，如果对伪政府的管卷人员思想情况摸得不准，贸然请求拍照，很可能会被检举逮捕。光是为拍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他们需周密计划，花许多天作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日军专门安排“满铁株式会社”成立了应付调查团的“准备委员会”，指挥日军后撤至铁路沿线，以造成没有日军占领的假象。如果行人被询问“你是哪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强迫学生必须高呼“满洲国万岁！”；关东军还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问答集》，迫使官民众口一词，如果被问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问题，则要做到闭口无言；规定若有人能告发私自向调查团递交信件，或私下会见者，将奖励高额奖金；“政治犯”、能讲英语和法语的住院病人、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可能会损伤日本人面子的人”，都被关押到“满洲国”监狱。

 

    在这样惊心动魄的恐怖中，爱国小组秘密奋斗了四十多天，每聚会一次，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深信“中国如永无自决办法，则别国不会有代决办法”。巩天民除了领导爱国小组行动，还把妻儿和亲戚也发动起来，为他站岗放哨，收藏或转移秘密材料。每次出门他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他连除夕之夜都没间断出去活动。他和刘仲明等还在教育界和医务界串联了百多人，成立“卫生会”，每人每月捐出自己工资的十分之一，资助义勇军武装进攻日伪政权，以造成正面证据。

 

    在腥风血雨、城头高挂太阳旗却暗无天日的沈阳城里，九位爱国君子秘密在各界知情人士中四处奔走，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光是打印，九人就花费了8天时间。然后他们又分工合作，有人编辑整理，有人重新誊抄打印，有人再翻译成英语文本，最终形成一份400多页、文图量相当大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这册文件分三篇编定：第一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第二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第三篇主题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

 

    汇编文件完成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特别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郑重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这就等于说，他们必须一个个都在生死簿上签名！九位大义君子都这样做了。签名者之一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英文特别好，她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TRUTH”（事实）字样。此时，调查团还没到达沈阳，他们又冒生死之险，经多方秘密调查了解，找到一位与中国人有亲属关系的英国驻沈阳领事馆友人，托他届时把这份具有国际法律效应的文件转交给团长李顿。

 

    但是，本无实力又怀了私心的国联，迟至1932年2月2日才正式派出以英、法、美、德、意五国各出一名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因英国代表李顿是团长，故俗称李顿调查团。

 

    李顿舍近求远，从欧洲乘船出发，绕道美洲，访问了3个调查团成员国的首都后，不是先到遭受侵占的中国东北，而是于2月29日先到了日本。在日本，调查团一路听到的当然都是强盗逻辑的一派胡言。

 

    当调查团再由日本到达中国，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调查了政府及各方代表人士后，几经辗转才于1932年4月21日到达沈阳。按说调查团到东北，本应由中国负责接待，可是，由于东北已成了日军掌控的“满洲国”，不仅没让中国接待，竟连中国政府的代表也险些不得“入境”。后虽几经周折得以入境，却随时有遭暗杀的危险，这便可想而知，日本强盗会怎样极力阻控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的调查了。

 

    试想，没了本国军队保护的老百姓已成了亡国奴，连吃碗白米饭都算经济犯，说句不满的话就是政治犯，哪还有权利有机会接近调查团提供真相证据？就连中立国医院收治的百多名“九一八事变”伤兵，都被日军以转院治疗为由，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送往外地，全部处死灭口了。

 

    调查团所能到达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反日人士想接触调查团，简直难如登天。调查团人员想单独外出转转都有人“保护”。所谓调查，几乎等于听日满当局安排的“侵略有理”的汇报了。而日本关东军方面安排的所谓知情人，不是特务便是汉奸。

 

    如果调查团取不到日军罪证，那东三省就将在世界舆论中真的成为“独立国家”了。让调查团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倘遇到这种情况，别国都是一边武力抗击，一边向外界求助，而中国政府却悠闲地等待调查！连调查团中有同情心的李顿团长，都急得寝食难安，无法理解。

 

    值此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能自觉冒死挺身而出者，必是心怀大义的民族骄子，与拿起刀枪抗战的武士，应同为英雄。沈阳九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君子，在调查团到沈阳之后，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生死文件当面交给李顿先生，并秘密同他们进行了面谈，同时还替其他一些民众团体递交了一批相关材料。这份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大型材料，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报告书》一经国联公布于世，日本立即陷于国际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不禁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并悍然纵兵入关。《报告书》虽然没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继续侵略，却对中国政府丢掉幻想，决心实行全国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让我们铭记他们

 

    日本政府恼羞成怒退出国联后，日伪当局很快将这九位抗日知识分子一一逮捕入狱，施以酷刑与利诱。九人在狱中及出狱后，一直与日寇斗智斗勇，体现了高尚的爱国气节，被后人称颂为“沈阳九君子”。让我们记者他们的名字：

 

    第一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巩天民，1887年出生于山西大同，原名巩殿魁，1921年读过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新民篇”后，改名巩天民，以示反封建追求民主之意。后来成为东北金融界著名精英人物，时人曾把他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他也是中共辽宁党史上最早的党员。

 

    第二位，主要人物刘仲明，1893年生，辽宁葫芦岛人，伪满前的奉天医专副校长，东北医学界精英人物，因参与向国联调查团送交材料，被日军逮捕入狱，惨遭迫害。

 

    第三位，毕天民，1899年生，黑龙江赫哲族人，1930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后获公共卫生学和医学博士，又获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因和巩天民、刘仲明等参与“国联外交”斗争，被捕入狱，出狱后仍继续开展斗争。

 

    第四位，于光元，1899年生，山东烟台人，1921年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192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与巩天民是志趣相投的朋友。

 

    第五位，张查理，1895年生，山东省蓬莱人，1918年留英归国任奉天医学院教授、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目睹日军侵华罪行，与巩天民、刘仲明等人搜集日军布告及日军炮轰村镇、枪杀百姓的照片等罪证。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后，受尽酷刑，始终不屈。出狱后，去往关内参加抗日斗争。

 

    第六位，李宝实，1900年生，吉林省梨树县人，1918年考入奉天医专学校，1929年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大学研究生学历，1932年回国，在坚持抗日救亡的同时，坚持医学研究。

 

    第七位，张韵泠，1895年生，辽宁辽中县人，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本科，与抗日名流阎宝航是同班学友，1931年燕京大学毕业，自觉参加抗日斗争。

 

    第八位，刘仲宜，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奉天同仁医院，任院长，与巩天民、刘仲明、张韵泠等是志同道和的朋友。因参与国联外交抗日活动被捕入狱，惨遭酷刑折磨至精神失常。

 

    第九位，邵信普，曾任营口银行经理，因与巩天民是老乡，受其影响较大，共同参与了国联外交救国活动。

 

    “沈阳九君子”，在以往重要史册中没有受到重视。是时代的烛光，照亮了辽宁社科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年轻学者张洁的史学慧眼，把这一颗尘封多年的珍珠从史海打捞出来，精心打磨，写成了《历史回眸》一书。全书以“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诞生为经，以“沈阳九君子”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纬，绘织出一幅色彩斑斓却又正义和邪恶泾渭分明的画卷。屈辱年代的“沈阳九君子”类民族英雄人物，本该青史留名，却渐渐鲜为人知了——所以我以此文，由衷向“沈阳九君子”及具有君子之气的著作者深躬致敬！

 

    （作者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