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编

曹操高陵早期被盗问题考略

    陈长琦在《曹操高陵早期被盗问题考略》（刊于《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从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状况看，曹操墓是一座被盗且破坏严重的墓葬。其形成之原因决非普通的盗墓，而是一场蓄意的毁墓。曹操高陵最早被盗时间，在西晋“八王之乱”时期。在此期间，西晋宗室、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曹操高陵遭受毁盗。时任司马颖之镇北大将军府司马的陆云，在与其兄陆机的往来书信中，曾披露曹操高陵被盗的信息。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信中所列之其检视的曹操遗物，与曹操高陵考古出土名物石牌所载之物名颇相对应。这批曹操遗物，当出自被盗的曹操高陵。将文献所载之邺人张承基叛乱、邺城三台上之平夷堂被毁、曹魏逊帝（陈留王曹奂）之死等连续发生的历史事件与曹操高陵被毁事件联系在一起，并置于西晋晚期政局之背景下，历史的真相稍许会清晰起来。

“流动的他者”与汉学人类学的“历史感”

    黄向春在《“流动的他者”与汉学人类学的“历史感”》（刊于《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源自“简单社会”的人类学运用于对中国这一“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所形成的汉学人类学，既要面对典籍、制度和中国大历史，又须立足于“小地方”或者“社群”、“村落”的田野作业。汉学人类学一向把抽象的、整体的中国或者汉人社会当作一个“有历史”的“他者”来看待，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式，但如何更好地表述“多元”（地方、族群）与“一体”（国家、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国家和汉人“之外”的其他系统纳入其视野，以及如何把国家和汉人社会当作建构与表达的方式而非当作“既有”的田野背景，仍然是汉学人类学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闽江下游及沿海地区的田野研究显示出，在唐宋以后该“界域”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多层次的礼仪——祠庙系统及其仪式网络，作为一整套“地方”象征的生成器和“包容/排斥”的社会文化机制，与整个区域体系的构造及其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学人类学若能以模式交错的角度在其中把握“流动的他者”的脉络和意义，必能重新获得“历史感”的源泉，并可以在这样的“历史感”中探索建立某种中国式“礼仪社会理论”的可能性。

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

    阎步克在《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应通过各个同类政权的综合比较，在“系谱”中予以判断。“专制”指君主的无限权力，可以从权力集中化程度上来认识。进而还包括君臣身份关系，如人身支配和人格依附，无条件统治与效忠。从“为谁而统治”视角出发，还可以把君主个人对财富、资源和声望的集中占有程度，作为识别标准。中文“专制”来自多个西文语词，是一个本土化概念。“专制”现象可以历史地看待，用作中性概念；如欲回避围绕其滋生的政治纠葛，也不妨以“集权君主制”为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