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钱就登报,“黑记者”把采访当生意,央视《焦点访谈》栏目近日披露了一家所谓国家级正规报纸驻连云港工作站的工作人员靠“采访”敛财的事实。这家工作站的“李主任”通常带人在江苏、山东、浙江一带活动,每到一地都会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比如到了开发区问征地手续问题,到了企业问环境保护问题,到了乡镇政府问农民负担问题,问题不在多,重在有力度,至于怎么写报道那就要看情况了,给钱稿子就不登报。这是典型的“有偿不闻”。
梳理媒体对“黑记者”的报道,并不是所有的“黑记者”都是假记者,也有一些真正的媒体从业者手握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借着采访揭黑的名义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很多假记者也可以在一些企业和政府部门畅行无阻,大概是因为这些记者所要“采访”的部门确实问题多多,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捂住问题不被曝光,完全不顾及前来采访的记者是真是假。
苍蝇逐臭是因为臭蛋的诱惑,半夜怕敲门,则是因为心里藏着鬼。对问题企业或问题部门来讲,“破财消灾”算是次优选择;对“黑记者”来说,这些有问题的采访对象即使花了冤枉钱也不敢声张,把问题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在这样一种生态链条里,“黑吃黑”似乎成了心照不宣的行规。
每次探讨“黑记者”为何层出不穷时,舆论大都会紧盯那些给“黑记者”提供活动空间的“市场”,比如那些黑煤矿。一起又一起假记者敲诈丑闻被曝光后,“没有黑煤矿哪有黑记者”的慨叹也充斥着网络。比这种慨叹更理性的反思是,媒体行业的监管也存在漏洞,所以才导致“黑记者”此起彼伏。这些慨叹和反思都没错,但是“黑记者”为何层出不穷,我们到底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维护正义守护公正,是媒体的重要职责,而行使这一职责,绝对离不开“舆论监督”这一重要手段。客观来看,与其他社会监督手段相比,媒体监督所发挥的威力更强大一些,这也决定了媒体在行使监督之责时拥有比较强大的话语权。所以,社会公众为什么会信任甚至“迷信”媒体监督,一定程度上说,是因为社会监督渠道狭窄,公众对社会问题的监督无力,不得不把社会监督的重任托付于媒体。换句话说,社会监督渠道狭窄,成就了媒体监督的一枝独秀。
在一个缺乏制衡的社会生态中,任何一种力量一家独大,都有可能导致“寻租”出现,媒体也不例外。无论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他们靠着“黑”那些问题企业、问题部门大肆敛财,本质上,这就是媒体权力寻租的表现。制止媒体权力寻租,有效监管是一方面,从根本上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则是根治“黑记者”的另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