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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2月19日 星期二

    书人书事

    陈大斌的“农村体制变革四部曲”

    吴 震 《 光明日报 》( 2013年02月19日   13 版)

        面前的这四本书:《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警示》、《中国农村改革纪事》和《重建合作》,总计约120万字,是一套完整的“中国当代农村体制变革史”著作。这套著作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翔实,既有较强史料价值,又有较高学术水平,堪称力作。

        这一系列著作的作者陈大斌先生,曾任新华社《瞭望》周刊总编辑。他多年从事农村新闻采编工作,“文革”期间,在大寨及其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和河南省太行山区的辉县农村“蹲点”长达三年时间。粉碎“四人帮”后,陈大斌担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主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农村报道的组织工作,参与了农村改革全过程的报道。这些都使他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感悟。

        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陈大斌率先写出全面评述农村改革的系列著作《中国农业的崛起》和《黄土地的青春》等,受到广泛好评。但这两部书似乎只是试笔。在退休之后,陈大斌集中了十多年的时间,系统研究中国农业体制变革的历史,厚积而薄发,先后写出《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等四本著作,被称为“中国农村体制变革四部曲”。这四部著作是作者集半生冷静观察和研究、耗费十多年心血潜心著述的结果,构成了一个完整系列,系统记述了新中国60年农村体制变革的历程。

        四部曲中,《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是第一部,所评述的是中国农业体制变革的第一阶段,即中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的历史。作者写道:建设现代化农业,选择合作制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但在实行中却违背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则。从高级合作化以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中国农村的合作制建设误入歧路。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中国农业走过了近三十年的曲折道路。结束集体化歧路的转折点是农村改革。反映这一伟大改革的《中国农村改革纪实》,是这一系列著作的第三部。陈大斌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亲历了中国农村改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鲜活材料,并经过近30年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形成了独特的视角和见地,把这本书真正写成了一本“农村改革纪事”。被列为“全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自是实至名归。

        《重建合作》所评述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农民专业合作社。它回答了这样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农村改革的浪潮中,为什么又要组织合作社?这种新兴的专业合作社与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有何不同?它的意义何在、前景如何?作者结合自己对浙江台州等农村合作制先发地区的采访,系统回顾了合作制的起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合作化与公社化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大背景下,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重建合作制是解决当前农业深层次问题和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用现实和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说明,尊重农民的意愿,结合中国各地实际,遵循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原则进行体制创新,是当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见解。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合作制在中国农村的重建才刚刚开始,直到2007年,我国才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而这部2005年出版的著作,就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作了研究,对合作制在中国的重建作了全面的阐述。

        这四部著作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新闻与史学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常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目光要盯紧新近发生的事件,同时也需要史学家的眼光与胸怀,不断地对新闻事件作历史性的思索。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在完成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之后,完全可以在史学领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陈大斌先生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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