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记者登上从广东广州开往宁夏银川的列车，走进硬座车厢与旅客交谈，在这个“流动的基层”听民声、访民情。
记者自报家门、开宗明义，请他们说一说自己的愿望和呼声：“说什么都可以，没有限制。”
有几位旅客向记者投来疑惑的目光：“我看你像个大干部，不像记者！”“哪有这么老的记者？”“光明日报记者，会到我们这个车厢来？”
记者掏出记者证给他们看。见记者一脸真诚、不像是做样子，旅客们打开了话匣子。
“希望当地政府平等对待外来务工人员，在户籍、社保等方面与原住居民一视同仁，让我们不再有异乡人的感觉。”从广东汕头到银川来探亲的谢培丰和在广州打工、准备到宁夏寻找发展机遇的贵州人朱彪，都表达了这个愿望。
“在企业退休和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待遇差别太大，能否缩小这种差别？”这是1958年响应号召从上海来到宁夏的刘钟明的愿望。这位有34年工龄的老职工，现在每月只能拿到2300元的退休金，这比同样工龄却不是在企业退休的人少了一大截子。而从商业上退休的人还要少，有人的退休金只有一千七八百元。刘钟明说，当时，他们响应号召，不讲条件，让干啥就干啥，没想到退休待遇会有这么大差距。希望政府管管这个事，不要让这部分人太吃亏。
“我儿子33岁了，至今还没有工作，结婚4年都不敢生小孩！”一位退休多年的铁路职工告诉记者，自1995年以后，铁路系统再未招工，很多铁路职工子女选择了考学和当兵。可是当兵，每年入伍的名额很有限；考学，真正考上的人更少。因为许多职工子女都是在沿线教学质量不太高的学校就读，而许多家长又因工作关系无暇顾及，所以这些子女考学普遍缺少竞争力。这位父亲一直为儿子一家人的生活而焦虑：儿子什么都干过，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不得已，老两口每月还得补贴他们，少时六七百，多时上千元。他说，政府和单位要解决好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来自中部某省的丁万龙，是应朋友之邀到银川来打工的，每天的劳动收入和生活费加起来能拿到200元。他告诉记者，他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是靠两个人打工的收入来维持的。他家虽有几亩地，但已撂荒三四年了。“种地收入少，如果种小麦还要赔钱。种子、化肥、水费都在涨价。”丁万龙说。
话题越扯越远，围拢过来的旅客也越来越多，交谈的气氛更是越来越热烈。不知不觉中，列车即将进入终点站银川站了。记者依依不舍地与这些旅客告别。记者感觉到，许多旅客为向记者表达了心声而兴奋，而记者也为听到了这么多真心话而高兴。
（本报记者 庄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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