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疯了”

    “他们说我疯了，我说他们疯了，该死的，他们的人数比我多”，这是17世纪英国伯利恒疯人院的精神病人那西尼尔·李对病友抱怨时所说的话。李是当时英国一位小有名气的剧作家，1684年，他被诊断为精神失常而被强制送进伯利恒疯人院。五年后，李在经过所谓的治疗后被允许出院，但此后再也没有人欣赏他的作品，也没有人再愿意资助他出版新作。李因此郁郁寡欢，酗酒终日，并最终因此而去世。据李生前的亲友说，他经常口出狂言，无所顾忌，应该是精神失常，虽然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像那西尼尔·李这样被关进疯人院后仍坚持自己没有疯的人在当时实为少数，大多数被送进疯人院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认为自己确实已经疯了——因为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当然，这些所谓的“疯子”也有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的地方，如他们有的会有自己的思想，有的会写作，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滑稽，但事实确实如此。在近代英国，人们喜欢通过日记或自传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价值，健全人如此，疯子也是这样。 

    那么究竟是哪些“与众不同”在当时会被判断为精神病呢？这从时人的常用词中可以窥见一二，他们会用以下的词语来描述精神病，如精神错乱（insane），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精神失常（mental disorder），疯狂（lunacy或madness），傻瓜（fool），精神抑郁（melancholy）和躁狂（hysteria）等，范围相当广泛，但确切统一的判断标准则没有。总的来说，就是言行失常，跟社会正常的人不一样。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对近代法国的精神病进行过研究，他指出，在17、18世纪的法国，人们普遍认为“疯狂”与理性不相符合，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性与秩序，必须对疯狂者进行规训。实际上，在西欧理性观念盛行的近代，英国人对于疯狂的理解跟欧洲大陆是大体相同的。人们崇尚理性和理智，认为人的行为应该由社会公认的理性来支配，而不能我行我素、自以为是或意气用事，否则即会被认为是精神出了问题，罹患了疯狂。如18世纪晚期英国精神病医生帕尔吉特即认为理性是人类最重要的特质，它使人类不同于低等动物，而失去这一高贵禀赋的人则是令人可怜的疯子。 

    由此可见，17、18世纪英国社会关于精神病的理解和判断不同于之前的古代和中世纪，也不同于此后的现代医学，而是“理性”及其背后利益联合主宰的结果，充满了主观的臆断和功利目的。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主观功利的病理解释，在被贴上万能理性的标签后，却异乎寻常地深入人心，为社会一般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在当时，所有不合理性、不合常规者，如女巫、庸医、不同政见者、宗教异端，甚至情绪偶有失控者，都会被判为疯子，投入各种疯人院中，予以规训，其结果是最后连“疯子”都认为自己确实已经疯了。显然，人们对于疯狂的界定和处理多少显得有些疯狂了。当代著名精神医学家、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教授萨兹指出：精神病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一个“人造的神话”。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医生与其支持者们一直进行着一种‘虚构疯狂’的自私行为。他们把一些有害社会、言行奇特或是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人贴上精神病的标签，把自己装扮成这些根本不存在的疾病的专家；医生本质上成为见不得人的‘专业霸权’的缔造者”。 

    疯子一般会被送进疯人院。在近代前期，疯人院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除一些地方设有相对专门的机构以收纳所谓的疯子外，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被送进监狱、贫民习艺所或收容穷病人的医院。言行尤为怪异的疯子会被赶进监狱，症状轻一些的会被送进贫民习艺所从事劳动教养，也有一些被送进医院。当时的疯人院还谈不上专业，它最大的功能只是为疯子提供了一个封闭的、便于管束的处所。 

    到了1845年，英国通过了《疯人院法案》，提出将疯子与穷人分离开来，建立专门的疯人院。之后，相对专业的疯人院在英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新的疯人院亦称精神疗养院，采用一些新式的治疗手段与方法，譬如道德疗法。希尔医生率先在自己建立的林肯疗养院中采用了这种解除铁链约束的新疗法：由受过训练的看护员对精神病患者实行严格的监视和教育，并辅以有计划的劳动。即便如此，这种所谓新式的道德疗法也很少被真正贯彻实施，大多数疯人院中的病人仍然处境悲惨。他们遭受医生“英雄主义”式的治疗，捆绑身体、刺激大脑、开颅等都是当时常用的手段，极少有精神病医生会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待精神病人，即便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新布鲁斯沃克疗养院的精神病人玛丽·修斯提斯·彭格丽在其1885年留下的日记中写道：这里生活条件恶劣，精神病人不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与妥善的照顾，还要参加繁重的劳动，能否活着走出疗养院都是未知。在日记中这个病人还对医生的诊断表示了怀疑：她不过是因为大火烧掉了自己的家而悲伤难过，为什么斯蒂维斯医生会说自己疯了。但仅此而已，“疯子”彭格丽也只能在日记中诉说自己的不满和怀疑。这与著名影片《飞越疯人院》中所反映的情形十分相似。

    精神医疗发展史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的许多方面都不是医学自身能够充分解释和合理说明的。这是一个深植于社会历史中的科学史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正如罗伊·波特所指出的，应该留给历史学家来完成。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