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道德与武器

    打斗中的狼不会咬断同伴的脖子，乌鸦也不会去啄同类的眼睛，如果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能致同类于死地的武器，那么这种动物为了生存，就必须形成一种相应的社会禁忌，避免这种武器危及种族的生存。而人类创造了身体以外的武器，毫无节制地使用，我们是否也该拥有充分的禁忌？人类会不会有一天因为自己的发明而毁灭？

    社会禁忌有多种呈现方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所以我们有些习以为常了，并不会深究这些问题。德语中有句古老的谚语：一只乌鸦不会啄另一只乌鸦的眼睛。这句谚语还真没错。一只驯化的乌鸦或渡鸦也不会啄你的眼睛，正如它不会啄同类的眼睛。我养的渡鸦罗亚经常站在我的胳膊上，我就有意把自己的脸贴到渡鸦面前，紧挨着渡鸦恶狠狠的弯喙。这时，渡鸦的举动很感人。它紧张兮兮地把喙从我眼前移开，就像父亲在刮胡子，小女儿把手指伸了过来，想试试剃须刀的锋刃，父亲会赶快把剃须刀拿开。只有罗亚替我整理面部的须发时，它的喙才靠近过我的眼睛。

    为什么狗不可以咬同类的脖子？为什么渡鸦不能啄朋友的眼睛？为什么斑尾林鸽身上没有预防犯罪的这种禁忌？要全面回答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那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解释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出现了这种禁忌。有一点没有疑问，随着猛兽慢慢进化出危险的武器，这些禁忌也逐渐形成了。为什么所有具备武器的动物都要有禁忌呢？答案很简单。渡鸦会啄任何活动、闪光的物体，如果渡鸦毫无顾忌地去啄伙伴、妻子或者孩子的眼睛，那么到今天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渡鸦了。如果狗或狼不管不顾地去咬同伙的脖子，并真的把同伙咬死，这个物种肯定就会在短期内灭绝。

    斑尾林鸽并不需要这种禁忌，因为它无法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这种鸟有很强的飞行能力，哪怕是遇到了装备强大武器的敌人，它也能逃脱。只有在非自然条件下，比如关在笼子里时，落败的鸽子无处可逃，而胜者又没有什么禁忌，才会伤害甚至折磨自己的同类。还有很多“无害”的食草动物，一旦关到了狭小的空间，就变得肆无忌惮。最令人厌恶、最无情、最血腥的杀手是据说生性最温柔、仅次于鸽子的一种动物——狍。据我所知，狍是最凶险的动物，而且还长着角这种凶器。狍“消费得起”这种无约束的能力，因为即便最虚弱的雌狍，也能逃脱最强壮公狍的攻击。只有在大型的牧场里，才能把公狍和雌狍养在一起。在小地方，公狍迟早要把自己的同类，包括雌狍和孩子们，逼到角落里顶死。唯一能够防止谋杀的保险，就是雄狍的攻击要很长时间才能致死。它并不会像公羊那样低着头冲向敌人，它会缓慢地靠近，小心地用角触碰对手的角。只有当两者的角纠结在一起时，公狍感觉到了有力的抵抗，它才会用力去顶。据纽约动物园前园长W·T·何纳德统计，与人工喂养的狮子和老虎相比，驯养的鹿每年造成的严重伤害事故更多，主要是毫无经验的人看到公鹿在慢慢靠近时，并不知道公鹿打算发起攻击，甚至公鹿的角已经离得很近了都不知道。突然间，公鹿开始用锋利的武器一遍又一遍用力地刺你。如果你有时间抓住它的角，那算你幸运。这时摔跤比赛开始了，你大汗淋漓，手上滴着血，即便你非常强壮，也很难制服公狍，除非你跑到了它的侧面，把它的脖子向后扳。当然，你会羞于呼救——直到鹿角的尖刺进了你的身体！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建议，如果一只迷人、温顺的公狍活泼地走了过来，昂首阔步，优雅地晃动着自己的角，你就赶紧打它，用手杖、石头或者拳头，要用尽全力去打它鼻子的侧面，不要等到它用角顶住你。

    现在，公正地评判一下，谁是真正的“好”的动物呢？是我的朋友罗亚吗？因为它有禁忌，我可以把眼睛凑到它嘴边。还是温柔的斑尾林鸽呢？它不惜体力，几乎把公鸟折磨致死。谁是“坏”动物呢？是公狍吗？如果雌狍或者幼狍无法逃脱，公狍会把它们的肚皮挑破。还是狼呢？如果敌人请求宽恕，狼即使怀恨在心也不能下口。

    现在我们再讨论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社会性的鸟兽摆出屈从的姿势，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为什么进攻者见状就会自我约束起来？狼与狼之间酣战时，双方都会竭力保护身体上最脆弱的部位，可是落败之后，弱者会主动把这个部位呈现给胜者，实际上方便了胜者杀死它。根据我们现有的了解，社会性动物在表达顺从态度时，都使用同样的原则：乞怜者总是把身体最脆弱的部位呈现给敌人，更准确地说，是暴露致命性部分。对于大多数鸟类，这个部位是脑壳的底部。如果一只寒鸦想显示他对另一只寒鸦的顺从，它就会蹲在地上，把头扭向一侧，同时用力地伸喙，让颈部的背面鼓起来，并向强者倾斜，似乎在邀请它对着这个要害啄一口。海鸥和苍鹭也会把头顶伸向强者，脖子水平前伸，贴着地面，屈从者摆出这种姿势时，就毫无抵抗能力了。

    在很多鸡形目的鸟类中，如果雄鸟之间发生争斗，结局一般是其中一只被掀翻在地，按在那里，身上的羽毛被拔掉，就像斑尾林鸽那样。只有一种鸟会宽恕败者，那就是火鸡。只有在弱者摆出一种无法继续发起攻击的屈从姿势后，胜者才会开恩。雄性火鸡经常进行疯狂的摔跤比赛，如果有一只服输了，它就蹲在地上，伸长脖子贴在地面。而胜者的行为和狼很像，它显然想去啄、踢落败的敌人，但却不能这么做。它一圈又一圈地绕着落败的敌手，气势汹汹的，还试探性地去啄对方，但并不会真正碰到对方。

    这种反应尽管有利于火鸡种族的生存，却也可能酿成悲剧。比如火鸡和孔雀打起来时，对于圈养的火鸡和孔雀，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并不低，因为两种鸟都喜欢炫耀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它们的血缘关系也很近，会相互欣赏。虽然火鸡体形、力气更大，但它常常落败，因为孔雀更擅长飞行，掌握不同的打斗技巧。当棕红色的美洲火鸡鼓起肌肉，准备开始摔跤时，蓝色的东印度孔雀已经飞到了它身上，用尖嘴开始啄它。火鸡肯定会觉得这么做违反了交战规则，很不公平。虽然它仍然浑身是劲儿，却像海绵一样瘫软下来。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孔雀不明白，火鸡这种屈从的姿势，也就是说，这种姿势并不会抑制孔雀的战斗激情。孔雀会对着无助的火鸡又啄又踢。如果没有人来救火鸡，它肯定就完蛋了，因为火鸡遭受的打击越多，它的生理机制上的顺从心理就会越强烈，抑制了本能的逃生反应。火鸡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要逃走。

    不同的鸟类形成了不同的“符号机制”，来引发这种社会禁忌，这充分说明这些顺从性姿势是与生俱来的动作，是经过漫长的进化历程才形成的。比如小秧鸡在头后面有一颗红痣，当小秧鸡把这颗红痣呈现给更强壮的老秧鸡时，这颗痣就会变得更红。至于高等动物和人类中这种社会禁忌是否也同样是机械反应式的，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考虑。是什么原因阻止了强者伤害屈从者？或许是纯粹的机械性的条件反射，或许是高度抽象的道德标准，不管哪种，在现实中都无关紧要。屈从者和强者的行为本质是一样的：弱者突然失去反抗的意志，放弃了抵抗杀手的一切手段，似乎正是弱者放弃抵抗手段，使得进攻者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了无法超越的阻碍。

    人类乞求宽恕的本质是什么呢？和我们刚才描述的过程有何不同？在荷马史诗中，如果一位武士打算屈服，乞求宽恕，他就会摘下头盔，丢掉盾牌，单膝跪地，并低下头，这一系列行为会让敌人更容易杀死他。可是，实际上这么做会阻止强者杀死他。

    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礼貌姿势中仍然保留了这些顺从的符号：鞠躬、脱帽、军礼中的献枪。如果古代史诗记载属实，那么，乞求宽恕并不一定会在对方内心引发无法逾越的“障碍”。荷马笔下的英雄并不像惠普斯耐德动物园的狼那样心软！诗人举了很多例子，强者杀死了求饶者，有些强者会内疚，有些根本不会。北欧英雄传说中，也有很多求饶姿势不奏效的例子。一直到了骑士时代，人们才觉得杀死求饶者是不恰当的。基督教骑士的行为出于传统和宗教道德，而狼则发自自然冲动和禁忌。这是多么自相矛盾的事情。

    当然，动物这种天生的、本能的、固定的防止动物用武器滥杀自己的同类的禁忌，只是人类道德的一个类比，顶多算是人类道德的先兆、系谱学方面的先驱。在拿道德标准评判动物行为时，比较行为学的研究者最好谨慎些。不过，我得承认，我自己也感情用事：一只狼竟然不会咬对手送上门的脖子，而对手竟然相信胜者会如此克制，我觉得这种行为太崇高了。人类应该向它们学习，尽管但丁说它们是“不懂和平的野兽”。至少我在了解了这种禁忌之后，对《圣经》中的一句话有了新的深刻理解，此前我一直反对这句：“如果有人打你右睑，就把你的左脸也给他。”狼给了我启示：你把左脸转给敌人，并不是为了让他再打你一次，而是为了使他无法再打你。

    在进化的过程中，如果动物形成了能致同类于死地的武器，那么这种动物为了生存，就必须形成一种相应的社会禁忌，避免这种武器危及种族的生存。天生的冲动和禁忌构成了一个系统，再加上自然提供给社会性物种的武器，形成了一个精心设计、自我管理的复合体。所有的生物都通过进化获得了自己的武器，进化的过程也塑造了它们的冲动与禁忌，动物的身体结构和行为系统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整体。

    “如果这就是自然的精心安排，人的所作所为岂不令我哀伤。”华兹华斯是正确的：只有—种生物，也拥有身体以外的，出自自身工作计划的武器，因此他的本能也就不了解武器的运行机制，在应用武器时也就没有充分的禁忌，这种动物就是人类。人类毫无节制地研发武器，在几十年前，这些武器就已经相当恐怖，数量惊人。可是天生的冲动和禁忌，就像身体结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这时间是按照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的方式来计算，是历史学家难以想象的。我们并未从自然界得到武器，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制造武器。未来哪件事情会更容易呢，是研发武器，还是培养与之同步的责任感？如果没有这些禁忌，我们人类肯定会因为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毁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建立这些禁忌，因为我们不能依赖本能。在我的一篇文章中，结尾我写道：“总有一天，两个交战的集团会发现，他们都有可能将对方完全消灭。当整个人类分为敌对的两个阵营时，这一天可能会来临。我们应该像鸽子那样，还是向狼学习？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真是值得令我们深思再三。

    （摘自《所罗门王的指环》，康拉德·洛伦茨著，刘志良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