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为文化产业发展解题

    营建文化产业发展“生态”

    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还需要有哪些突破？

    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目前从我国整个理论研究的状况来看，尽管十年来取得很大成果，但还是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持久的研究，所以，希望能通过文化产业重大课题计划，来推动文化产业相关重大问题的系统研究。实践证明，改革是破除一切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唯一出路。建议按照开放化、专业化、创新性、集约化原则，把有品牌价值的课题或者项目集中力量做大，深入探寻和破解影响文化改革发展的瓶颈，期望能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研究基础和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吕炜（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应该强调文化产业是一种“生态”，要跳出传统思维谈“生产链”。其实，生产链只是其中重要一条线索而已，新技术重大的行业组织变革带动了新的行业渠道，已改变了生产链的结构。所以发展文化产业，要着力解决如何把文化产品转化成商品，商品又如何进一步规模化的问题，要从“生态”角度，促进人才、资金等要素的快速积累，促进整个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向勇（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和站位。一是国有文化企业处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最前沿，从国家文化利益、文化传承与价值引导的角度，维护文化价值认同性、多样性，具有鲜明的公共特征；二是国有文化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目前新兴文化产业主要聚集在民营企业及其他非公有制企业，因此在做大国有文化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快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力。

    庞井君（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未来的体制改革中，希望能从产业和企业角度、从技术和新媒体角度打开一个“缺口”。“视听传媒”代表着从传播影视到现代传媒的转型，代表了新兴业态、管理方式以及传播生态的改变。所以，从媒体的改革来突破文化领域改革，有几点建议：一是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在政府和市场、事业和产业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借鉴；二是在传媒领域中建构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成立专门的产业组织协调统筹行业发展问题。

    崔成泉（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未来十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发展空间非常大。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就需要在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还要努力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灵活转型、相对竞争力的中小型文化企业。同时，要充分满足老百姓的文化消费需求，加大文化精品力作创作力度，发展文化消费新业态，拓展大众性的文化消费市场，带动产出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王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所长）：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打造一个支持文化企业良好发展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塑造和培育好市场主体，引导企业公平竞争，形成好的市场效应。

    章建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产业发展在世界各国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产业结构中除了有大企业，还有无数的小微企业，甚至是个人从业者。所以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注重打造产业“航母”，还要关注培育小微企业，加快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这也是战略性的问题。

    曲振涛（哈尔滨商业大学校长）：文化产业具有交叉性、复杂性、跨时代性等特点，所以在文化产业发展和国有文化企业改革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在体制和机制上要考虑文化产业特殊性，把一般性的问题和重点性的问题连接起来，使其系统化，体制最重要，机制要靠调控，使人才的优势性和优异性得到充分体现。

    贾磊磊（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产业应承担起传达国家形象、宣传国家品牌的责任。建立中国的文化品牌，不能仅仅归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也应有这样的职责，要充分发挥这两大战略主体的作用。尤其在文化产业政策方面，要加大对国有文化企业无形资产品牌的保护。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中国文化产业要放开手脚去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大连万达在美国收购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未来一个时期，国有文化企业要真正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真正做大做强，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要在一个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获得公正地发展。

    做强文化产业的“脊梁”

    国有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的“脊梁”，怎样进一步完善国有文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怎样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

    郝振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对于国有文化企业来说，企业文化是整个改革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则是核心中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以前一直在做，下一步要完善，逐步梳理和形成一些有代表性和借鉴性的经验，再在企业内广泛铺开。建议分两类试点，一类是上市公司的试点，一类是非上市公司的试点，要在企业中真正形成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形成企业快速发展、竞相发展、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熊澄宇（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加快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管理体制创新、评估体制创新、文化业态创新。管理体制创新要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加强整合；评估体系创新要做定性、定量的整合，需要做评定评测和反馈调整，评测不是一次评定而是在评定以后时时的评测，即时的反馈；文化业态创新则包括对新兴文化业态的深入思考。

    顾江（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目前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和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五个问题：一是企业制度建设。如果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那么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就无从谈起；二是国有文化企业行政级别。要尽快克服行政管理职能与转企改制以后市场管理之间的矛盾；三是企业法人制度管理。在推进国有文化企业上市时，应考虑如何完善法人制度管理，在面临市场和新的业态时，核心主营业务能否转型升级；四是观念和理念的问题。目前的激励仅停留在概念上，影响了创新的积极性；五是考核问题。继承性的考核方式已不适应市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亟待完善。

    李炎（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要谨防国有文化资产的虚空和虚胖，从大量调查和实证研究来看，全国各地都兴起了所谓的文化企业整合风潮，实际上是强烈的行政干预之下形成的陈旧的基础设施的整合。靠行政力量硬拼凑起来的“规模”不是做大做强的“正道”，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还是要从机制上突破，用产业和市场内在需求去整合资源。

    张胜冰（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改革发展，要把国有文化企业在国际上的并购和重组问题提上日程。这首先要破解体制上的束缚，不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定价权、话语权就无从谈起。所以当前要真正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陈少峰（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监管国有文化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应是战略性的监管。通过每年审阅公司上报的发展计划，判断其发展方向和商业模式是否具有独特性和引导性，不仅能够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对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导向也更明确。应把满足国家战略目标的内容作为主要激励依据，形成“优势激励”，做得越好激励就越大，促使企业加快培育形成产业发展优势和国家品牌优势。

    赵红川（四川省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下一步，国有文化企业要进行战略性转移。第一个转移是事业资产转成企业资产后成为市场主体的战略转移；第二个是从纯粹的存量向增量的转移，要发掘出人的创意和个性化，以及中华文化的深厚资源；第三个是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转移。

    焦斌龙（山西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体制改革和工业体制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起步早，有一些发展经验值得借鉴，但国有文化企业比工业企业禀性更复杂。历经十年的改革，国有文化企业可以说法人主体有了，事业单位身份也改了，在未来的改革中就是如何巩固现有成果，把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学习工业企业改革经验，首先要让国有文化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其次要完善国有文化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推行股权多元化等方式，推进企业管理体制的创新。

    面向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还需要怎样的文化产业政策？还有哪些新的建议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齐勇峰（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强国”关键要把文化企业做大做强，真正把文化的“软实力”转化为强国的“硬实力”，过去的十年间，一些文化国企通过股权制度改革等举措，企业活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在未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中，重点要把握好国有经济和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的关系。

    邱东（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教授）：现在讲开放，实际上是从全球文化产业来看，我们的国有文化企业发展在其中所占的位置。就长远发展背景来看，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看国有企业发展，还包括民营企业的发展；从全球化视野看，文化产业发展要放到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看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态势，学习他们发展中方向性的东西。当然，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要有自己的特征，通过“软实力”的增长，和“硬实力”组合在一起形成“巧实力”。从世界历史发展看，发达国家强调“自由竞争”，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只有用“超自然竞争”的手段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发展如此，文化产业亦然。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促进文化体制改革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财税政策作为一个有效调控手段在文化发展中非常重要。既要明确路径的选择，也要清楚具体措施。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助推器”作用，对政府有限的公共资源要做到扶优、扶新、扶强、扶大。把有限的财政资金放在适当的生产环节和时机来投入，会产生最大的“催化”效应，但也不能大包大揽，避免对市场机制形成冲击。

    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下一步文化产业的政策研究应该更加强调针对性：首先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应引起重视，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最终检验企业发展的标准是市场、是消费，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元素的问题；二是文化产业与相关联的文化事业、文化经济等许多层面要确立好彼此的关系；三是好的文化企业要在文化人才的培养或继续教育上有所建树；四是文化安全问题，这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当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总的原则；五是坚持文化产业“走出去”和“请进来”并重。

    魏鹏举（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从文化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好的政策不仅可以让优质的企业有更优质的发展机会，同时也让劣质的企业没有劣质的机会。在设定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文化产业政策时，要有“五位一体”的宏观视野，要打破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条块分隔”问题，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领域不仅仅是“规模效应”，更强调“范围效应”，国有文化企业整合的关键抓手是“资本”，同样，对于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最基本力量仍然是“资本”，所以，文化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应靠文化凝聚力和资本的整合力内在形成，从而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