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抗拒与超越平庸的现实

    置身市场经济时代的诗人所秉持的立场，似乎必然站在对抗和反叛的位置上，否则，只有向世俗缴械投降。对抗和反叛，导致远离主流退出中心，处于边缘和角落，当代诗歌的卑微身份与尴尬处境就这样被认定。总之，末日情绪在诗歌领域滋长蔓延，并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到整个文学界，至少在表象上是这样。

    但从本质上说，诗歌的现状似乎还没有那么悲观和可怕。首先，诗歌的飞翔属性决定了她不可能遁形匿迹，总能在时代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空间中顽强地生存，正如飞翔的云雀比靠近人群的鹦鹉更自由更安全一样。其次，即使在西方，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诗歌也并没有死亡与失踪。恰恰相反，二十世纪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接连出现的时代，从艾略特、叶芝到布罗茨基、帕斯等，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占了近乎一半。实践表明，诗与诗人的存在并不选择或依赖于所处的时代。正如有论者提出的，从艺术永远抗拒与超越着平庸现实的意义上讲，可能“诗人在民主社会、贵族社会、共和国、绝对或温和君主国中都各得其所”。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冲击解除了诗歌身上的部分绳索，假如不在意经济活动所造成的不平衡压力，一个不依附于权力话语的诗人的处境与状态，无疑要更加惬意舒畅、平实自然。

    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没有某种权力强迫以生产成批产品的方式来生产诗人与诗歌。由于现实焦虑感往往最先呈现于诗歌作品中，因此少数意识到与表达出思想的诗人，犹如人类这一巨大有机体清醒的头脑部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些诗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英雄。后工业化时代，信息与技术导致实用主义高度泛滥，扼制了人的思辨的自由，譬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广告、影视、画报、大众摄影所图象化，消解了多重启示的形象性；广泛流行的、庸俗的艺术显示出机械化与商业化，但从个别、具体的角度认知，机器与科学又给人的思辨以更大的自由，换言之，信息与技术给诗歌对现实的体验与表达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从构成、犹疑、追问等词汇中，就能感受到强烈的现代诗性意味，特别是从后现代诗歌艺术的无中心、多元、任意性等，完全可以体会到诗与诗人天然的独立与创造的秉性。所以不难理解，诗歌在表象上并不由多数群体来体现，只由少数个人获得与完成。现实也许对于一个诗人是苛刻的，一个诗人能够用平常的方法解决衣食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也就不再被世俗理念所遮蔽，不再被庸常思维所左右。

    从诗的本体立场出发，当下诗歌应在的位置与实在的位置已经接近契合。有论者曾提出诗歌相对物性与大众现实的“自觉游离”，寻求边缘生存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并引用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第一圈，即候判所”来比喻这种边缘性生存的状态。“在这里，有许多人，都是眼光平正，富有威权的神气；他们说话少而声调柔和……”也许真的没有必要喋喋不休地哀叹和鼓噪，边缘性可能正是诗歌的最佳生存状态。

    时代的迁变为诗歌挽留了最后一群赤子。诗歌的腹地还有一些踽踽独行的人，这些混迹于民间的诗者，在为语言保留着不轻易示人的族谱。这匿于滚滚红尘的王者，与书籍约谈密谋，操持古老的审美约定，在星光下结构活动的句子，构建美文的保留区，坚守当代汉语中灵泛的家园。这是一种虔诚，一种追诉，一种期许，一种怦然心动的快慰。澄明的诗境像悬于夜空的圆月，清朗、细腻、洁净，需要摒弃杂念悉心体会，就像抚摸自己最初的皮肤，纯粹、柔弱、敏感如弦。

    对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要真正触到诗歌的翅翼，感受与领会到她的力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事情已是这样，事情本应是这样。

    （作者单位：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