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专家说电影批评的“棒杀”与“捧杀”

    在当下多样化与融合并存的语境中，特别是在某种极致的商业主义驱使下，中国电影批评在整体取得较好发展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两种不尽如人意的态势，这两种态势都抱有强烈的功利意识，远离了电影批评的文化品格，与健康的电影批评渐行渐远。中国电影评论协会在京召开的“全国电影评论研讨会”上，众多学者的焦虑集中在两个方面：“棒杀”与“捧杀”。

    “棒杀”表现为毫无理性地随意挥舞大棒乱砍乱批。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赵葆华谈到，有些电影评论者一路砍杀，管你是谁，管你是何等成色的作品，只要我不顺眼，便血刃到底，用情绪代替判断，用谩骂代替观点，追求发泄的快感。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对此指出，大量对中国电影现状的批评存在道德化、情绪化倾向，或者只看几部电影就对整个中国电影下定义，或者完全是为了“新闻效应”片面夸大中国电影存在的负面现象，误导舆论和观众。有人在还没有看过电影之前就敢于大发宏论，为此，须大力重建电影批评体系及其权威。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弘石认为，中国电影批评环境的恶化已非一日，主要表现就是上纲上线和过度读解，还有其他如枪打出头鸟、追求“拍砖”快感、放大瑕疵不及其余，所以出现了“网络水军”和“八卦化”的作品解读。此种舆论现象的发生，一部分是缘于某种政治癖好和文革遗风，而更多的则是缘于文化的浮躁、实利主义和“博眼球”的顽劣心态。

    与“棒杀”相对应的另一种电影批评态势是“捧杀”，表现为电影批评不遗余力地追求其广告效应，无论何种艺术质量的影片都给以极高的艺术评价。有些艺术品质一般的影片专家研讨会上也竟然“好评如潮”，使得电影批评失去公信力。

    浙江大学盘剑教授尖锐地指出，做大众观影的“向导”、对影片质量进行“检测”，这应该就是影评的“功能”。中影南方新干线董事长、著名影评人赵军结合其发行影片的实践，总结出来这种电影批评现象导致了“价值观与媒体之摇摆定律”：报纸越是赞扬的电影越没有市场，报纸越是诋毁的电影其票房反而越高，观众好像总是和媒体拧着干。

    如何解决这种电影批评“捧杀”的顽疾，与会专家也给出了各种“良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王人殷认为，电影评论者要改变“宣传式”、“情面式”的影评，包括面对创作者、出品方也能够评说长短讲真话。即便是主旋律影片也不必题材决定一切，而要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要用真诚的充满信心的态度找回电影评论本应具有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批判性；找回评论者与创作者真诚的互动关系；找回电影评论引领提高观众欣赏水平的作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认为，当下的专业影评应当侧重于电影视听语言的专业性分析，否则专业影评就变得越来越随意，无异于普通的观后感。中国电影家协会许柏林秘书长指出，当下电影批评更多地关注于影片创作的资本逻辑、政策逻辑、产业逻辑等其他逻辑，而对其所缺失的最重要的艺术逻辑却很少关注，这便是对本体批评的缺失。北京电影学院吴冠平教授认为当下的电影批评有远离电影的倾向，而变成以电影之名的自说自话，因此有必要把电影本体的问题重新放置到电影批评的话语体系中。

    北京城市学院教师程婕着重于电影表演的本体评论，她认为当前对演员的评论几乎是清一色的偶像式、明星式的吹捧或八卦绯闻的披露，对电影表演艺术本体的评论极度缺失，电影表演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沦落为描述某位明星的一种附庸，这使得演员在创作上很难有提升和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