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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于光远，男，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8年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代表著作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与柴树藩、彭平合著，1942年、延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人民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1980—2001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8月）、《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2年8月）、《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2008年再版）等。1993年起，开始出版随笔散文，有《古稀手记》、《窗外的石榴花》、《碎思录》、《文革中的我》等。主要译著：《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著）。
毫不夸张地说，于光远的一生够别人活好几辈子的了。
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作为这部“百科全书”的索引卷，应该这么写：于光远，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经济学，也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国率先发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他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也是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他曾亲自参与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件起草；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被评选为“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30年30人”之一。此外，他还对我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如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在伪科学甚嚣尘上时，他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对制止伪科学的泛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个人撰写出版的专著和文集达90余部，约两千多万字。
1915年，于光远出生于上海。从这座国际港口出发，于光远的一生像舟行大海，伴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潮流，载沉载浮。海上，时而惊涛骇浪，他被历史的波涛推逼着，漩涡卷裹着跌宕前行；时而风平浪静，他犹如一名娴熟智慧的舵手，调整风帆，主宰航程。
如今，98岁的他静静地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冬日的暖阳透过窗子铺洒在洁净的病床上。这里已经没有几个比他老的老头儿了。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他神思昏沉，偶有穿着病号服的老友或者外孙女非非来探，他在经意或不经意间醒来，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岁月静好。
思考了一辈子，学习了一辈子的于光远，看上去天真安详。他是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吗？还是那永不疲倦的大脑里仍激荡着新的思想风暴？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宣言书”的起草
于光远一直珍藏着邓小平亲笔拟就的那篇被看作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提纲手稿，3页微微发黄的16开白纸，用铅笔写成，字迹潇洒流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改革阶段”。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建设始有大踏步的前进。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的制定，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由于光远等人组织起草的。
提纲短短500余字，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
讲话稿是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成的，于光远回忆：“邓小平曾布置胡乔木起草这个讲话稿，但没有采用。”于是，便亲自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于光远清楚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在那3页提纲中，没有讲话的题目。后来讲话稿中写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连在一起的这19个字是定稿时加上去的。”初稿里出现的词条包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全党全民动脑筋”、“实事求是”、“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安定团结十分重要”等等。选定这19个字后，“小平同志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耀邦说好，我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于光远说，那时，国务院研究室直接对邓小平同志负责，我们经常见面。“小平同志把提纲交给我们的时候，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因此，我们赶忙找到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后初稿形成，我看了看还可以，就送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很快便召集耀邦、我和林涧青等同志到他的家中进行研究。记得当时我坐在小平对面，耀邦坐在旁边，我们一字一句地边念边修改，用了整整四个上午，最后小平说，就这样子，拿出去。讲话稿起草完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一直留在我这里。”
提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明确提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在强调下放自主权，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积极性的同时，已清楚地预见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问题，大胆提出了通过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后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早萌芽。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时代“大转折”中的于光远有一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豁达，他说：“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我这样动笔杆子的人帮助工作非常忙的领导人做点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职责，就是多做一点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劳’。”
“纪念册”的留言
于光远本姓郁，出生在上海一个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到北京居住过一阵子。那时“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曹汝霖，曾经来我家”。说得近些，曹汝霖算是于光远的“亲表舅”。他抱起这个嗷嗷待哺的婴孩说：“这个小孩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于光远的确“生而早慧”。他把自己的学历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在学校里读书，上过的学校种类特别多。上过“国立”的师大附中和国立清华大学；上过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小；上过北平“市立”第三中学；上过“教会办的”上海清心幼稚园和北平铭贤小学；上过“私立”大同大学和它的附中。此外他还上过私塾，跟着一个姐姐上过女校。
第二是图书馆里的自修。于光远从小就是“书迷”，看完《三国演义》，看《说唐》，再看《七侠五义》，看《水浒》……小说看完了，就看弹词、戏曲《再生缘》《珍珠塔》《西厢记》……“闲书”看完了，开始看社会政治哲学类的书籍。他说“这些书没有小说、弹词好看，没有办法，好看的书都看完了，即使不好看的书也看，我已经成了一个非看书不可的人了”。
第三是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于光远的伯父开办了一个“化学工业社”，生产牙膏。由于技术不过关，牙膏放在那里，几个月后就干得挤不出来了。15岁的于光远在图书馆里查阅了化工手册后，建议在牙膏配方中加点甘油，没想到这样真就解决了问题。这项“发明”使得他在亲戚中“声名大噪”，结果促成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化学试验室的诞生。在见方斗室的实验室里，高二学生于光远鼓捣出了“碳酸镁”（制造胶鞋的填充料）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新发明，有的甚至批量生产了。
第四是看人打牌。于光远说：“自己十岁左右时，很喜欢看人打牌，对我的智力开发也起了显著的作用。从第二、第三、第四方面的学历中学到的东西，很多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成为同班同学。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深受老师周培源的器重，在周培源的指导下，开始广义相对论的研究。1935年，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把随身带去的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果于光远后来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许会像他的同学那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
然而，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历，没有将于光远引向一条“专工翰墨、皓首穷经”的学者之路；内忧外患的不堪时局，破碎动荡的家国悲影反而促使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
1936年，一心只想“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有职业的革命者”的于光远将报考约里奥·居里实验室研究生的机会“让”给了钱三强，后者果然被选中。出国前，于光远在钱三强的纪念册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不出于光远所料，“三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回到中国。此后，一个成了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吹响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号角；一个成了我国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二人的报国之志、赤子之情，被科学界传为“佳话”。
科学处的“练兵”
“二月二十三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作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回忆起丈夫撰写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这几乎成了龚育之的绝笔，一篇献给老上级于光远九十寿辰的贺礼。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曾任中宣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54年，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个位置由于光远出任，顺理成章。于光远领导科学处不过12年，人员不过十来个，但他的部下，后来几乎个个都成了不同岗位的骨干。“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于光远爱说的一句话。
他善于选兵，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党的十五大期间，龚育之遇到曾在科学处当过干事的明廷华，他笑眯眯地对龚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他扳着指头数，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涧青。郑必坚曾两任中央委员，林涧青曾任中央候补委员。曾在科学处工作过的何祚庥成了中科院院士。
他更善于练兵。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这一点于光远毫不含糊。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
搞理论工作，反对“空虚之学”，于光远自己“学贯两科”，更注重“经世致用”。
有一次，于光远去胡耀邦家，见桌上摊开着《淮南子》。胡耀邦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
于光远回忆：“那时我在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家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是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是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
从《淮南子》到经济工作中的“信用”问题，能将二者融会贯通，怕世上难有第二个于光远。
于光远说自己有一个“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84岁开始学电脑；86岁开了个人网站；满90岁时，他向前来祝贺的朋友推心置腹地说：“我认为对于90岁的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
风暴中的通达
“对田家英之死，我知道得很早。1966年夏天，作为中宣部‘阎王殿’的一名判官，我已经处在被打倒的地位。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工作时毛泽东住处的房东来中宣部找我，对我说，他才从毛主席那里来，见到了毛主席，说想见见田家英。可是，主席对他只说了三个字‘呜呼了’。”
于光远和田家英之间有着“无话不谈”的交情，对于他最后的选择，于光远“虽然悲痛，但不吃惊”，他说：“我认为田家英的悲剧是由于他的性格不适合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友人艾思奇身上，在于光远看来，“田艾两人都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于光远的通达，让他逃脱了某些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他感慨：“能够逃脱这种命运的人，真应该自我庆幸。”
“文革”中，于光远是通达的。
他写过一篇短文《当了一回“胜利者”》，说自己去参加在政法学院召开的批斗他的会。到了门口，要门票，他说，“我不知道要门票，也没人给我门票。”“没门票是不能进去的！”把门人斩钉截铁。“没门票我也一定要进去的！”于光远当仁不让，惹来了许多围观者。把门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是，敢情没你这批斗会还开不成了咋的！”“对，没我你们就开不成！”那人一听懵了。光远同志问：“你们开的什么会？”“批斗会呀！”“批斗谁呢？”“于光远呀！”“我就是于光远，你说没我你们这会开得成吗？”围观者一听就“炸”了。把门的还不信，赶紧找来会议组织者验明正身，才放行了。于光远写道：“那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觉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进去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病痛中，于光远是通达的。
1992年，于光远患了乳腺癌。经过手术，癌细胞由几十亿下降到几百万。由于化疗，白细胞降至三千以下。病中的他开始改变过去的写作路子，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病情亦相对比较稳定。于光远认为这应该给“可爱的文学细胞”记大功。
对于名利，于光远是通达的。
龚育之说：“他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于光远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那位服务员却偷偷克扣了一部分。于光远从没觉察。这位服务员一次作案时被抓了，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于光远在回答法官询问时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极大。稿费怎么用？那时时兴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全交，他留下一部分自己支配。他有一些想法，比如，资助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
对下属，于光远是通达的。
于光远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又古道热肠，一身兼着十几个研究会的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等等。一度，于光远家的电话号码后四位是8787，熟人戏称这是“发起，发起”。于光远的“瞎热心”、“无事忙”让身边的秘书胡冀燕围着他团团转。
“小胡‘任劳’，但不‘任怨’。她越想把工作做好，就越怕出差错。于是，在我俩之间常常发生谁该负责任的问题：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为了弄清责任，常各不相让。互有胜败，多半我败北，责任在我的多，但当责任在她时，我就抓住不放，不让她过分自信。有时我对她发火，发了火又觉得自己不对。可是有时又忍不住发火，自己管不了自己。后来我想出了个主意，亲自做了一块黄牌，告诉她，如果我再发火时，她可以祭出这张黄牌来警告我，可是那块黄牌在她手里好多年，她一次也没有祭出这个法宝。”
于光远写字台上的玻璃板下压了一张纸条，写着他做人的格言。其中有这样一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
前些年，特异功能喧嚣一时，甚至国内许多知名人物都对特异功能持肯定态度。作为反对派，于光远是挂头牌的。为了取得科学论据，他把特异功能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短短几年，在国内外报刊撰文上百篇，发出了“与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争一百年”的讨伐口号。
对于“坚持真理”，于光远的眼中揉不进沙粒。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一团和气的通达，而是择善固执。
于光远经常对人讲起自己的“丢脸”事儿：1958年“大跃进”，他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南瓜和苹果都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其实事先没有核实。
于光远说：“这些丢脸事，我记了一辈子，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发生这件事情后，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且要重视捍卫科学精神。我认为，把丢脸的事讲出来就如同洗脸。讲一次就洗一次，越洗越干净。”为学是开门见山，水清见底；处世是境由心造，事在人为。这就是于光远，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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