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中边缘至中心的权力更替

    哪怕只对文明史作一个粗略的考察，也不难发现，中心而边缘、边缘而中心的权力更替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往今来，历史舞台上已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这样的戏剧。每个文明的崛起和扩张，都包含一个边缘至中心的历史运动的故事，即一个位处边缘的弱小国家逐步崛起、进逼中心、主导历史进程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的政治体很早就享有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在进入国家阶段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所支配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比周边人类群体多得多。在这种情势下，要么中原国家派出官员进驻新近征服的地区，对之进行直接管理，从而逐渐从文化上同化这些地区，要么周边部族在中原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强大冲击下，不得不采用与之一致的生活方式，最终融入中原经济、文化样式和政治、军事轨道中。然而，这种中心至边缘的历史运动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一个政治体扩张到一定范围以后，便会发现，在一个巨大范围内维持政治经济秩序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中心区所掌握的资源再多，也有限度。

    不用说，中心区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这使得那里的统治者掌握了大量物质和文化资源，但同时也使他们过上了一种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这种情形对于中心区国家保持其既有地位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更大的麻烦是，相对于周边地区，中心区享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意味着，它不再有真正的竞争者了，于是保持或争夺权力的斗争只能在中心区之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换句话说，没有了敌人，中心区的人们只好在内部寻找敌人，故而内斗在所难免。这不啻给了周边潜在的竞争对手以绝好的发展机会。古今中外，边缘而中心、中心而边缘的文明运动无不受这种规律的支配。中国历史上，商之代夏，周之代商，秦扫平六国，满清入主中原，都无不讲述着边缘弱国打败中心强国取而代之的故事。

    来自西方的史例更加丰富。波斯人从荒僻的伊朗高原入主富庶的两河流域，征服了新巴比伦王国，建立了波斯帝国。大约一百年后，西边的雅典崛起，一跃成为全希腊的经济、政治中心之一，与希腊另一个中心斯巴达争夺霸权。两百多年后即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和斯巴达及其盟邦在内斗了一百多年后无以为继，急剧衰落，让北方小国马其顿坐收渔翁之利，将彼此间斗得不亦乐乎的诸希腊城邦一一征服。曾几何时，这个山区王国还只是一个半野蛮小国，现在却入主文明中心，成为希腊霸主。亚历山大大帝不仅使一盘散沙的希腊城邦臣服，还把它们组织成一只庞大联军，向西亚进发，摧毁了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权力中心——波斯。

    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来，波斯帝国一直是西亚的霸主，即便向希腊扩张（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年发生的两次波希战争）受挫，也仍能凭借所掌握的巨量资源，把相互之间打得死去活来（英语中有“希腊人相遇，其争必烈”的谚语）的希腊城邦玩弄于股掌之中。然而仅仅两百来年后，强大的波斯帝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面前不堪一击，轰然倒下。西亚地中海世界骤然间换了主人：马其顿-希腊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意大利半岛上，罗马正悄然崛起。

    相对于既有的权力中心波斯和希腊，罗马立国之初只是一个偏远小国。然而罗马人并未被奢靡生活所腐蚀，凭借着务实、坚忍、集体主义、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逐一征服了意大利诸部族，之后又打败了迦太基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最后把马其顿-希腊人从霸主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然而，即便罗马人也跳不出历史规律的如来佛掌心。成为霸主以后，罗马人内斗不断，更为权力带来的奢华生活所败坏，而与此同时周边蛮族却不断侵扰、蚕食着帝国。至475年，罗马大厦终于坍塌。

    阿拉伯人崛起的故事也相仿。7世纪上半叶，与当时西亚霸主萨珊帝国相比，与统治两河流域西部和小亚细亚、希腊半岛的拜占廷帝国相比，阿拉伯半岛还谈不上开化，漫漫黄沙一望无际，经济、文化水平低下，但纯朴强悍的阿拉伯人利用西亚地区已有的文明成果，发动了伊斯兰宗教革命，迅速崛起，征服了萨珊帝国，夺取了拜占廷帝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之后更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和中亚。

    还有其他史例。来自中亚的突厥人（土耳其人的祖先）皈依伊斯兰教后，迅速向小亚细亚和欧洲东南推进，最后永久性地占领了这些地区，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同样，黑海以北草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原本处于野蛮状态，接受了文明中心区的东正教以后，迅速形成国家，摆脱蒙古人统治以后，更是迅速向东欧和亚洲扩张，建立了俄罗斯帝国，成为历史舞台上一个迟到的玩家，甚至不断输出其精致文化：古典音乐、芭蕾舞剧、诗歌和小说。

    综上观之，边缘而中心的文明运动为一种俗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所支配。这主要是因为，中心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培养了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中心与边缘之间不可能不存在一些特殊的边缘国家，它们可能是成功的模仿者，进而可能成为中心区国家的候补。它们因与中心区的频繁交往而日益壮大，最后成为中心区所主导的经济政治体系的挑战者。正因这种规律性的存在，原本弱小的边缘国家才能最终进占中心位置，实现边缘而中心的角色转换。

    采用以上理论视角，可以说，十六世纪前的中国文明以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居于世界中心，而欧洲则属于边缘。在之前十几个世纪里，欧洲因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在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中几无位置可言。此时欧洲的对外贸易量也太小，甚至可谓微不足道。但众所周知的是，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赶了上来，19纪似已稳居文明的中心。不过，文明运动摆不脱内在规律的支配。1910年左右，西方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自那时以来，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直在向中心推进。这是一种宏大的权力更替运动，与波斯人征服两河流域、希腊人征服波斯帝国等情形将很不一样，与1910年以前欧洲和1945年以前日本的殖民崛起也将很不一样，不会采取大规模战争的形式，而更可能采取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竞争的形式。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关国家如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所要做的，是有效管理急剧变迁中的彼此关系，使之不要出轨，尤其不要由和平竞争蜕变为世界大战。唯如此，人类方有未来可言。（阮 炜）

    作者介绍：

    阮炜，英语教授，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方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