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泄漏事故再次呼唤环保法治化

    山西苯胺泄漏事故又有跟进报道。11日《京华时报》报道显示，在天脊集团此次泄漏事故背后，隐藏着的是多年环境污染的真相，村民患病、庄稼减产……面对这样的真相，周边村民选择沉默，而当地政府却是边批评边授奖。潞城市政府一名负责人称，潞城市环保局曾多次发现天脊集团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但我们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单位，在一个省级国企面前说不上话”。

    事故之后必有瞒报，事故之前必有常年积弊，这几乎成了每一个肇事企业都跳不出的逻辑。2005年同属苯胺泄漏的松花江污染事故，推动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出台，七年后天脊集团却用同样的事故、同样的瞒报方式向其发起挑衅。“性质非常恶劣”的“严重环境违法”早有定性，却不见企业整改的执法效果。环保部门在国企面前“说不上话”的无奈，当地村民“就算全村人都去闹也不会有任何作用”的辛酸，并非山西长治特色，放在任何有重点污染企业的地方都成立。环境执法的现实困难，往往使其流于纸上谈兵，而环保领域的法治梦想，正被权力和GDP思路所围困。

    每一次重大环境事件的解决，都是对地方利益结构、权力结构剥皮换血般的改变，都是对企业与政府间的利益粘连的强力剥离。这种巨大改变也反向表明了，正当渠道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之小，以及为何明显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公众仍然选择群体性事件这样大代价的解决方法。环境执法的孱弱和监管的无力，并不止失职失责这么简单，从结果上讲，相当于鼓励、助推污染企业肇事，并直接导致大规模公共危机的出现。只有破除环境执法的主客观困境，才能把污染事故消灭在“源头”上。

    目前，最高检已挂牌督办山西事故并派出了督办组，邯郸市的民间组织也委托律师向天脊集团提起公益诉讼，官方和民间相当于同时通过法律渠道发力。事后的司法介入按律纠办、以儆效尤，相当必要。

    法治不彰就会正移邪遂，哪个领域都一样。在立法上，应加大企业对生态损害的赔付标准，一开始就将修补费用计入企业成本；在执法上要赋予环境执法以优先权，实现环保对企业的一票否决权。这些观点已是民众普遍呼声。无真法治，无真环保。脆弱的生态已经不允许我们在这上面一再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