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典则

    450年前的江苏南通，是一个小县城，它决没有通都大邑的繁华，民性淳厚，质朴而善良。在城北有一条护城河，信宿渔人，点点渔火，平添了它平静中的诗意。

    然而，在南通却有一个以诗文传家、名彪国中的大诗文世家，这就是近代研究清诗第一人钱仲联先生所谓的：“清代惜抱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传未绝，以言诗歌则南通范氏，其世执吟坛牛耳者哉；”“南通范氏既高居诗界昆仑之巅，其一家之述业撰则，又不止于诗也。”（《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一卷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钱仲联先生固文坛之司命，其所点评，重比鼎鼐。

    范氏世以清贫廉洁传家，居停于南通天宁寺角四步井。寻常巷陌，斜阳草树，瓦屋几间而已。同、光年间先曾祖范伯子当世先生曾有诗云：“人言诗必穷而工，知穷工诗诗工穷。我穷遂无地可入，我诗遂有天能通。”他知道清贫并不会阻止诗人高华的品性与天地精神相往还，正孔子所谓：“君子固穷”，坚守着自己心灵神圣的境域。

    范伯子，固清同治、光绪朝诗坛之巨擘，《清史》主撰人戴逸先生对范伯子先生推重有加，特设有范伯子先生卷。

    范伯子于科场屡试不售，遂绝仕途之念，乃以其睿智与博学课督其弟范钟和范铠。范钟以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进士，曾任河南鹿邑县令，勤政劳累，卒于任上，生后潇条，无任何积蓄，可谓两袖清风，以清正廉洁闻于郡县。既殁，倾城哀悼。其弟范铠，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举人拔贡，光绪二十四年以朝考一等授用知县签发山东，曾任山东寿光知县，后署理河南濮阳知县，自勉以“穷百年之力，劬劳于冥漠之中，废而后兴，不以难至而自恕”，此不唯验于其学，亦可验于其为政，范铠以“不欺之学”行“不欺之政”，与其兄范钟同以清廉高洁闻于州郡。

    谈到以上我曾祖辈的史称“通州三范”的范伯子、范钟、范铠之后，我们追寻他们为人品德的渊源，可以从高祖范如松在两个儿子一仕河南一仕山东之前授予的《作吏十规》中看到这位耿介不阿的老者的浩浩正气，凛凛节操，今全文摘抄于下，足可为千秋为官者之典则。

    作吏十规：

    今儿辈初登仕途，束装就道签发河南、山东为民父母矣。而家贫亲老，难言养志，实有毛义捧檄之欢。但吾七二衰年，不任驰驱，恒懼一世一经至汝兄弟，得以两县知用，此皆祖宗积德之余庆也；喜忧交集，顿兼之矣。喜者，喜汝兄弟得以成立；忧者，忧其造福少而造祸多也。然汝兄弟自幼至长，熟闻祖父遗训，必能借此造福，保养元气，则寒门百世可延矣。戒之慎之！今吾亲书《作吏十规》以示之，防微杜渐之苦心也云耳：

    一为民父母，不能培养元气以遗子孙，最可耻；

    一依托权门，一旦失势，以至十目十手之指视，最可耻；

    一地方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最可耻；

    一宦游无窘于难，天道好还，此往彼来，最可耻；

    一地方善政不能举，逢迎上官则恐后，最可耻；

    一眼前百姓即儿孙，而任情敲扑，最可耻；

    一小民无知误陷法纲而问官不察，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最可耻；

    一为民父母者，第一戒贪，贪则心昧，而书役藉此挟制午文，其祸可堪言哉？最可耻；

    一天下事，诚与伪二者而已，诚则无不明，而伪则立败，最可耻；

    一作官须知进退，若老马恋栈，阿时殃民，必至身败名裂，辱及君亲，最可耻也。

    光绪二十四年 父书

    以上资料皆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见前）

    先高祖范如松以七十二高龄，所书予先叔曾祖范钟、范铠之“作吏十规”，可谓申申其詈、谔谔其情，夹不得半点呵护溺爱之态，正可谓天地正气充盈其间。范如松书此不久病殁，留下这可谓唯一的可传诸万世的遗产。

    高祖范如松既殁，时吴汝纶（挚甫）先生（即后之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为文，张謇手书，扬州天下第一刻手韩朝翰刻石为碑。此碑于文化大革命中失踪，前数年于南通乡村农家之猪圈发现，以为围墙之用。我乃商之于此农民，他对碑上所刻内容不甚了了，是文革中他父亲从废墟中捡回，尚坚硬，以为饲猪之圈石。呜呼，文采风流扫地以尽，此碑石之命运令人感慨万千。

    其实古今清官、贪官势同冰炭，他们的本质区别在于“诚”与“伪”，观古人为官足为后世之鉴者，在我高祖范如松示儿《做吏十规》之中宛然在目，那便是：廉洁、公正、诚实、勤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