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大漠到江南水乡,从东北边疆到巴蜀腹地,从苍茫贵州到婉约浙江,从雪域喀什到辽阔荆楚……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风生水起,绵亘神州。而无论成果产出,或是人才培养,或是学风引导,地域文化研究繁盛的背后,无不清晰地展露出一条强劲脉络,那便是,国家社科基金的有力撑持和有效助推。
逐新趣异:在丰收中碰触美好梦想
轻点鼠标,“巴蜀全书网”横陈眼底。这个收录4000余条各类信息、1500余种文献典籍的网上“展厅”,就像一个多宝盒,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各式蜀学精品,人们可以在这里管窥蜀学文化“海洋”的博大精深和浩渺无边。
巴蜀全书网是“巴蜀全书”项目阶段性成果的一个亮丽缩影。这个2007年由数位专家发出倡议并着手研究,2010年立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011年列为“四川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兴川”龙头项目的研究课题,计划用10年时间,填补四川作为传统文化大省却没有一部集大成文化典籍的学术空白,对有史以来的巴蜀文献史进行系统调查,对约2000余种巴蜀古文献撰写提要和评价、约600种精品文献进行点校或校注、约100种巴蜀善本文献进行研究和重版,总计处理信息预计4.6亿字以上。
借力国家社科基金的扶助和各方面群策群力,这个高远而美好的梦想,正一步步变成可触可感的美丽现实:截至目前,《巴蜀全书》已陆续出版20册相关著作,完成8个子项目,发表相关论文40余篇。《巴蜀文献要览》、《巴蜀文献通考》、《巴蜀文献版本目录》等专题编纂工作全面铺开。
同样触感梦想的还有“贵州山地文化研究”课题组。忆及两年前《贵州社科信息》刊登的那条让全省社科工作者为之振奋的好消息,课题组首席专家黄才贵至今仍难掩激动,字字铭记:“这是迄今为止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的最高级别科研项目,实现了贵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零的突破。”
接下来的日子里,激动的心情转化为研究的蓬勃热情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刊载论文13篇,整理民族民间文物2073件,拍摄少数民族服饰艺术图片1000多幅,撰写调研报告11篇,公开出版补遗校注文献一部48万字,提供政府内参2篇,举办学术会议5次、学术交流讲座4次。
成果的产出,贵在创新求变,如此方更有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各课题组始终把突破既往、逐新趣异作为持守如一的面向和追求,从而使产出的成果新意迭见,富有价值:“《子海》整理与研究”项目“超越现有整理本”的清晰定位,把推陈出新作为自己最直接的学术目标,取得了很多不囿陈说的新成绩;“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项目,或汲取考古文书新材料,或拓展文献研究新路径,或运用史学研究新方法,得到了很多富于启示的新见解;“东北地域文化研究”项目,在东北民俗的传承、东北文化的开发、文化安全的悖论、文化创新的本质等方面,开掘了很多见解独到的新思路。
意外收获:不拿一分钱的学术“义工”
课题组18位成员,曾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项;首席专家及4位子课题负责人在文献学、史学、哲学、文学等方面各有专长,由此形成多学科协同创新的科研共同体;注重培养青年科研人才,课题组45岁以下的10位成员中,有5人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人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这是“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在凝聚和培养人才方面一份亮闪闪的“成绩单”。
聊起这份“成绩单”,课题组首席专家梅新林感触颇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过程,也是吸引、凝聚和培养、锻造人才的过程。”
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大都有这样的感受:人才最为关键,也最难得。地域文化研究尤其如此。对于一些地方性地域文化研究项目,人才问题甚至成为其“卡夫丁峡谷”,导致研究难以为继。
“有国家社科基金‘国字号’头衔的号召力,人才问题一定程度上迎刃而解。”“《子海》整理与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郑杰文告诉记者,随着项目提高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层级,他们甚至把吸纳人才队伍的“触角”伸出了国门,将原来“从大陆遴选一流作者”的思路,调整为“从全世界汉学研究者中选聘一流作者”的思路。这样一来,“《子海》整理与研究”项目不仅吸纳了中国大陆地区高校汤一介、安平秋、周勋初等本学科领域顶尖专家作为学术顾问,也汇聚了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大学和台北大学等中国港澳台地区高校,以及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等国外高校的一流专家。德国慕尼黑大学叶瀚教授等国外一些著名学者,甚至亲自承担起《子海研究编》的相关子课题研究,在为这个项目注入强大国际化人才动力的同时,也扩大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国外的影响。
让立志于打造鄂版《四库全书》的“《荆楚全书》编纂”课题组首席专家章开沅倍感欣慰的是,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吸引和凝聚人才更有一个“意外收获”:在获悉本校中文系刘守华教授因长期从事田野调查而结识很多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后,课题组提出与刘教授进行合作。刘教授二话没说,将自己培训班上的一些基层文化工作者介绍给课题组,这极大地充实了项目研究人才队伍,使研究力量大为增强。课题组也通过这些基层文化工作者,掌握了很多原来不曾了解的地方文化材料,丰富了课题内容,拓展了研究视野。更可贵的是,一些基层文化工作者不拿一分钱的研究经费,而完全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或个人兴趣爱好参与到项目研究中义务帮忙,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深化地域文化研究增添了弥足珍贵的强大推力。
纯学笃实:恒久坚定的精神信仰
费孝通的《文化的生与死》、韩永进的《新的文化发展观》、高占祥的《文化力》、爱德华·希尔斯的《论传统》、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曼纽尔·卡斯特的《认同的力量》、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爱德华·霍尔的《超越文化》,以及101册之巨的《中华文化通志》……外人很难想象,为更好地从事项目研究,“新疆喀什地域文化研究”课题组成员披星戴月多少个夜晚,孜孜不倦阅读如此之多看似与项目内容关系不大的参考书。
事实上,正是通过踏踏实实集体学习以上著作,课题组最终在“喀什地域文化研究应采用文化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这一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确保了项目研究顺利推进。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样的诗句,也许是对“新疆喀什地域文化研究”课题组最真实的写照。同样,“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课题组,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这一诗句进行了生动诠释:为使项目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课题组成员在四川巴塘、康定两地进行了近半年的实地调查访谈,采访50岁-90岁当事人数十位,仅整理的口述访谈资料就多达几十万字。
“与其说是一份坚持,毋宁说是一种信仰——对优良学风恒久而坚定的精神信仰。”言及地域文化研究者迎难而上、坚持不懈的精神,“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课题组首席专家范金民深有同感。由他负责的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紧紧秉持着优良学风:为萃取各方智慧,摒除闭门造车荒腔走板的弊病,课题组兵分数路赴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参加同类主题学术研讨会或进行交流访学,在相互激荡中碰撞思想观点,激发学术灵感,拓展研究理路。
而“陕西金文集成”课题组,为严格遵循学术规律,确保研究成果质量,并未像有些项目预先设置高远的学术目标,按部就班地产出阶段性成果,而是为获取最优的最终成果进行着点点滴滴的辛勤努力。正如首席专家张天恩所言,资料搜集的完整、全面、新增数量等是此项课题的最主要价值和最重要意义,故每增加一件,就是一个可贵收获。遵循这样的理念,课题组将采集每一件金文资料,都当作一项重要而神圣的工作去做。譬如,为了联系收藏在江苏镇江金山寺的“遂其啓鼎”资料,课题组前后花费一年多时间,通过上海、江苏等多个地区的诸多学界朋友,才终得以与寺院建立联系。寺院长老感动于课题组纯学笃实的高尚精神,最终答应他们搜集相关资料的请求,为此项课题研究充实了一份宝贵的金文遗存。(本报记者 肖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