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关系与中国的成长

本期主题

 

    “周边”之于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样一组数据或可说明：中国有2.2万公里陆地国界线，与14个国家陆地相邻，有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同8个国家隔海相望。良好的周边关系自然是中国周边政策的目标和真诚的愿望，也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周边地区也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演变。周边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周边问题的研究已刻不容缓。

 

    2012年9月2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共同参与建设，联合国内国际知名智库的创新型研究机构——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周边中心”）正式成立。日前，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光明日报在上海联合主办“周边合作与中国成长”大型学术论坛，多位国内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线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中国成长过程中的周边形势、周边治理的历史经验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核心议题，提出了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操作性的建设性观点。本期摘编与会专家观点，期望能够引起更多对“周边关系与中国成长”的关注和思考。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冯绍雷：

 

周边问题研究需要加强

 

    周边问题是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周边”这一现象，就像区域或者次区域等范畴，具有明确而客观的研究对象，虽迄今还难以给出一个十分明晰精确的界定，但是却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在每一个大国的周边问题中，都存在内外两个方面，即疆域之内的相对于本国行政、经济或文化中心而言的边远部分，以及疆域之外的邻国或相邻地区，这两个部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其次，每一个大国的周边问题当中都有着物质和精神状态这两个方面，不仅有着超越国界的物质交往，还有着精神层面的向外辐射区域；再次，周边问题的当下特点包含着主客观两个层面，包括对于中心和边缘的认定，对于区域或国别的文化偏好的向度，实际上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见得都有共识；最后，“周边”范畴的境外部分中，还有“近邻”与“远邻”之分。进一步推敲的话，还包含着周边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各种变化。总之，这些共同的内容都是所谓“周边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周边问题具有特殊的功能与作用。中国有着异常复杂的周边态势，国界行走方向和环境复杂多变，山川河海等地表景观面目多样，尤其是战略安全环境的严峻状况，几乎都是其他大国所没有的。但是，30年来经营周边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以通往各方的交通运输、能源管道以及贸易通道所构成的“大周边”正在逐步形成。鉴于中国周边问题与全球发展趋势、与区域合作的前景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因此，中国周边的问题将始终是全球性、区域性、与国别状态的一个动态综合。中国处理周边问题的立场不会拘泥于一国自身的利益和谋划，必定会是全球眼光和本土情怀这两者之间的一种超越与反思。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缉思：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破解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对抗的宿命，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开辟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模式、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巨大的两个大国之间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范例。

 

    中美两国在政治上深度交往，经济上日益相互依存，目前没有发生战略对抗的现实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新型关系的雏形。然而，近年来两国主流社会之间的相互疑虑显著增加，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对抗因素。如果不能通过实际行动和政策调整来弥补中美战略互信的“赤字”，建立防止冲突的有效机制，两国间出现敌对状态的危险就会增加，新型大国关系便难以构建。

 

    阻止中美两国重蹈大国争霸覆辙的因素很多。除了中美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键因素之外，两国在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无力同中国周边国家结成反华包围圈，而中国也无意在国际上建立反美联盟。两个国家的发展重点都在国内，对外战略基本出发点都不是寻求相互对抗。

 

    我们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是：第一，两国政府应该向本国和世界公众明确表达中美合作的价值和可能产生冲突的危害，显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决心和信心；第二，应该改善各自国内的政策协调机制，并在两国的国家安全部门之间建立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的机制；第三，尽快启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时加快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争取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第四，在广泛的国际安全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合作，显示双方在安全领域同样可以扩大利益汇合点；最后，两国政府应当支持各自的重点智库，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进行长期的合作研究，提出更多实质性建议，以谋求更大的战略共识。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 沈志华：

 

周边关系的研究需要重视历史

 

    对于中国周边关系的研究，以及一般国际关系的研究，有结构性或体制性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层面是学者与国家职能部门或决策机构的沟通、合作。第二个层面是研究现状的学者与研究历史的学者之间的沟通、合作。因此，在我们这个协同创新平台，需要重视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和当代史研究。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史和中朝关系史，对周边关系问题也有一些体会。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处理周边关系问题，往往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标准，而是看重意识形态。其实，国家利益才是长远的、永久的。不管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处理周边关系的问题应该有统一的、一致的原则，应该以长远的国家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关系通行的准则为标准，而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要想把历史问题搞清楚，要想梳理出一个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历史脉络，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收集、整理和解读档案文献。我们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下一步的研究重心是冷战时期的中国边疆与周边关系，而首要的工作则是收集和整理中国与周边国家（中苏、中朝、中蒙、中印、中越等）历史关系的档案文献。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的研究才能深入下去，才能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周弘：

 

亚太与周边地区的中美欧关系

 

    今年7月12日，美欧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亚太地区的专题宣言。宣言除了强调就亚太地区进行“更加紧密的双边磋商”以外，还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周边事务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认为，美欧的联合宣言并不意味着欧盟有可能、有意愿、有能力在亚太和周边承诺政治或军事责任。

 

    先看一下美欧之间的关系，以确定他们的合作性质。美欧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美欧之间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所占的全球份额均高于中欧，美欧之间设有专门针对第三国的双边协调机制，特别是设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战略对话机制。此外，美欧之间有文化传承关系，长期以来都对中国崛起抱有某种类似的担忧。美欧关系根深叶茂，非比寻常。美欧之间的密切关系使美欧在对待一些全球或地区性事务方面都保持了相对一致的态度。

 

    再看一下中欧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中欧关系的主体和主题都是经贸。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出口依赖程度很高的欧盟来说是绝对的利好因素。此外，在欧债危机中，一些欧盟国家通过吸引外资来刺激生产，缓解危机，也为中国扩大在欧洲投资提供了机遇，所以中国对欧洲投资快速增长，加强了相互关系。不过，欧盟内部发展极不均衡，也决定了欧盟和中国关系的多面性。

 

    在亚太和周边，欧盟难以像美国那般介入。欧盟在亚太地区的巨大利益在于稳定的市场，所以，欧盟在亚太地区寻求的是建立双边自贸区的机会，而不是参与军事冲突的缝隙。欧盟作为整体在亚太和周边地区的最大利益是繁荣贸易和平衡经济，而不是冲突或战争。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黄靖：

 

中国周边合作的重要性与参与方式

 

    作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核心国家，中国有着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义务。这次以亚太为中心的现代化浪潮有两个特点：经济的融合性和政治的不确定性。融合性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是迅速扩张的工业化对市场、资源以及利润难以遏制的诉求。政治的不确定性则有其结构性原因：首先，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都处于转型期，其对外政策和相互间关系主要取决于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其次，尽管美国仍然执国际政治之牛耳，但中国则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因此，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已然成为国际事务总的普遍现象；再次，目前的国际安全体系由以美国为首的各安全同盟主导，由于这些安全同盟本质上的排他性，使得国际安全体系很难接纳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

 

    在这一大趋势下，中国必须更好地处理周边关系。必须看到，影响周边关系的关键因素——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维护自身利益，根据自身力量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讨价还价”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与中国相较，美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周边关系相对简单稳定。而中国的周边关系则十分复杂多变，处理不好实力将受到牵制，甚至成为力量的陷阱。因此，随着中国的不断成长，在亚太地区确立稳定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

 

    作为奉行和平发展的大国，除了必要的实力之外，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做国际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以灵活、开放的方式促进双、多赢的合作方式，带动周边地区和中国一起成长。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外交部原副部长 张德广：

 

探索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

 

    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是我国和平与发展总战略的重要基础，同时，周边地区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新起点。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取得成效，中国周边环境不仅已经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必经之途，而且也为周边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在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肯定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不仅需要和周边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尤其是需要在大国之间构建新型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关系，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稳定的伙伴关系，也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立了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全球、区域和国家间的合作，特别是通过边界条约的签订，大力发展经贸合作，建立和深化政治互信，包括建立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的第一个区域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

 

    在当前国际和区域新形势之下，中国视俄罗斯为重要的战略伙伴，这是有着一系列重要的实践积累和理论思考作为其前提和内容的。从近期国际局势的发展来看，中俄之间的合作从双边关系、区域合作，发展到对于全球秩序的构建，乃至于热点冲突问题表明两国的共同态度和立场，这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新尝试，有助于推动中国和其他大国关系形态的更新和发展。

 

    当然，任何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都不会一帆风顺，这就需要我们以党的十八大的精神为指导，真正落实合作共赢的战略指导思想。周边合作将是实践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空间。比如，我们的企业家要放开眼量，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谋求与周边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发展。比如，我们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将合作共赢这一思想传播、贯彻到各种交往实践之中。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沈丁立：

 

中国成长与周边安全环境构建

 

    中国在加速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自身发展与国际社会的交互作用正前所未有地扩大，呈现大量良性互动。国际社会众多成员体认为我国的崛起会给其带来机会，愿意共谋发展。毋庸讳言，也有一些国家由于我国成长而感受压力，希望制约我国的发展。在我国周边，个别邻国既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谋求经济实惠，又试图阻碍我国维护正当权益。个别国家还借权势均衡，迎合区外势力干预，以对我国维权实施威慑。

 

    尽管如此，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仍是积极的。冷战时期的朝越热战早已远去，冷战对峙也已大多让位于区域经济合作。然而，经济发展伴随资源竞争和权势转移。我国周边集中了一批工业发达国家、地区以及新兴市场，它们的集体性崛起必然产生资源博弈，引发相关的主权与战略竞争。这对我国利用现有条件来发挥地区和国际领导力从而构建周边安全，提出了新要求。

 

    作为上升中的大国，我国有需要也有能力提出符合国家利益和中外互惠合作的周边秩序观，营造东亚稳定的地区治理。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中国需构建与周边共赢的地区安全框架。亚太缺乏地区性安全机制，东亚和南亚也都缺乏各次区域的安全合作。然而在中亚，中俄已成功发起并引领上海合作组织，我国已展现为次区域安全合作建章立制的强烈意识与能力，这也是在中亚维护我国安全环境的最佳做法。在东亚，我国在延续与周边国家双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需进入谋划区域性集安体制的新时代，设计同时为我国与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与稳定的共赢制度与公共产品。在南亚，我国在倡议中国与南亚共建安全合作机制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对于区外大国在我周边的客观存在，需因势利导，善加利用。我国既要防范和反制美国的军事存在对我正当利益的限制，也应欢迎美国在我周边有助稳定的积极作用，包括符合国际规范的反恐和防核扩散。通过预防性的防务合作，适当使用美国提供的有益公共产品，增强双方互信释疑，有效促进两个大国营建健康的新型大国关系。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邢广程：

 

中国边疆的稳定发展非常重要

 

    我国边疆是与周边国家接触最频繁的地区，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交叉最集中的地区。党中央最近明确提出，周边要坚持开放、合作和共赢的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和谐世界”战略思想涵盖了建设和谐周边国际环境的问题。

 

    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充分说明，持续保持我国边疆稳定和安宁的任务还很艰巨，决不能掉以轻心。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同时还强调，我国面临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因此，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应该是我国边疆地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任务。

 

    我国边疆地区的全方位开放和发展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我国发展边疆地区的重要战略举措。还要看到，很多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集中在我国边疆地区，因此，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事关我国发展全局。我们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我国还要继续扩大沿边开放战略，要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任晓：

 

发展周边制度依托与中国的和平稳定

 

    构建一个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应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之一。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我们形成和发展了关于周边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连续三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都有“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句话，可见它是一项长期的方针，是一以贯之的。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应当贯彻好这一思想，使其落到实处并体现于各种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并平衡好与其他方面的关系。

 

    过去二十年，我国周边外交成绩巨大，其中经验之一是建立制度纽带，与邻近国家一起形成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和追求。从理论上看，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合作，还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框架。这是因为，在单次博弈条件下，博弈的双方或多方难以骤然形成互利认知，开启良性互动。而在多次博弈条件下，互动行为多次发生，这一过程有助行为各方对彼此的行为和合作的收益形成预期，而制度正可发挥这样一种作用。

 

    以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为例，他在形式上是以东盟为中心的，每年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都是在当年的东盟主席国举行，东盟峰会首先召开，然后分别举行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的领导人会议，以及十三国范围的东盟加三（中日韩）峰会、十八国范围的东亚峰会等，类似一个同心圆结构。东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各方都能接受，也是中国所坚定支持的。值得一提的是，东盟加三（10+3）还发挥了孵化器的作用，中日韩三方合作就是在10+3合作进程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

 

    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的宣布。经过多年的讨论，东亚各国最终决定在16国（东盟10国、中、日、韩、澳、新和印度）范围内共同建设东亚自贸区。按目前的时间表，各国将于2013年上半年启动谈判，并在2015年年底完成谈判，之后进入实施阶段。我国已宣布将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由此，东亚区域内各国间的互利合作和联系纽带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发展周边制度依托，必将有利于我国构建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