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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艾青是在1978年夏天。那年大陆刚开放，国侨办主任廖承志邀请香港出版界代表团访问内地（团长是香港出版家蓝真先生），我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第一站是首都北京，其中由官方安排的活动之一，是让“文革”后新复出的文艺家与我们会面，画家有李可染、黄永玉、华君武等等；作家、诗人有姚雪垠、贺敬之、臧克家等等。我与同行的香港诗人何达，满以为在这个场合可以见到心仪的诗人艾青，结果艾青却没有出现。
持聂华苓所给的地址，我与何达在北京民族饭店雇了一辆车子，决定私访艾青。车子穿街走巷地兜了好一会，终于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找到门牌。
原来艾青虽然返了北京，却还未正式平反，到了翌年他才正式恢复荣誉和享有政治地位。我第一回见到心仪的诗人，也许因为太兴奋了，真不知从何说起。艾青、高瑛夫妇因“拨乱反正”，恢复自由身，虽回到北京，脸膛仍流溢着新疆的阳光，红彤彤的，加上他们热情可掬，令人有一见如故之感。
高瑛满脸歉意地说：“你们是远客，没有好东西招待。”说罢从双架床床底摸出一个大西瓜送给我们，说是刚从新疆捎来，让我们带回酒店吃。
其景象今天忆起，仍历历在目。记得那次见面，艾青问我最喜欢他哪一首诗，我说了两首诗名，一是《我爱这土地》，一是《时代》，后来艾青特别誊抄了《我爱这土地》给我做纪念。这首写于1938年的诗，是艾青的成名作，表达了他对历经磨难的祖国的深沉感情。
打从1978年认识艾青伉俪开始，我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从未间断过通函。双方来往的信函，始初是由艾青亲自执笔，后来均由高瑛代笔。
我在这里选两封艾青的亲笔信。一封写于1978年12月27日，一封写于1979年4月24日。
耀明先生：
不久前收到你的信和贺年片，昨天又收到挂历，一并谢谢你了。
我从大庆、鞍钢回来，一直忙得不亦乐乎，把许多该写的信都拖延下来了，真对不起。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的确写了不少东西，有些是逼出来的，这样下去很危险──完全陷于被动了。要把被动的局面扭转过来，还得费一些时间，欠下的文债太多了。
你写蔡其矫的文章我已看到了。他回福建之后曾来过一信，我还是因为忙，至今还没有给他回信。
人民出版社的范用同志曾说要把我写的《艾青诗选·自序》给你在《海洋文艺》上发表，也要我通知你，我因为考虑到《海洋》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没有告诉你。我不知道他是否已把稿子寄给你。
我考虑的是：《海洋》的读者对象主要在东南亚一带，而我的稿子多少有些烟火气，读了会呛人的。这个稿件不合适，我可以另找一点抒情味些的再给你，你看怎么样？你们需要怎么样的文章不妨告诉我，即使我自己写不出，我也可以代你们约稿。
这边的印刷很慢，我的诗选据说要在明年四五月才能出版，等出版了一定寄你请指教。
匆匆祝新年快乐！高瑛问候你。
艾青1978年12月27日①
耀明先生：
来信收到，林信先生与“大一”设计公司经理由张仃陪同于临走前一天到我家，吃了一顿极随便的便饭，两人拍了一些我收藏的册页，林信并送我一架录音机与小型电子计算器，我都只好收下；他也带来你给我的一罐高级咖啡，谢谢。
关于林信所赠的东西，请你给我出主意究竟如何报答才好，请你直说，因你是我的朋友，用不到客气。
我的三国之行，是否路经香港不得而知，我个人当然很想能走香港，因我所到过的香港将过去了半个世纪，变化一定很大。如路过香港将拜访你，也可以见见你的夫人。
《在汽笛长鸣声中》剪报均已收到，勿念，错字不少，只得由他去了。所谓稿费，请存你处。我和高瑛都准备给《海洋文艺》写稿。
此间外文局出版的《中国文学》下期着重介绍我的作品，你如需要，等出版后将寄你。
去年一别又已半年，不知你何时能再来？
请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人的画，只要是我熟识的人，我都可以代求。
顺祝编安。高瑛问候你。
艾青 1979年4月24日②
这些信件，令我重温起艾老待人的热情、诚恳、宽厚与周到，我无比怀念！
作者注：
①艾青从新疆劳改返北京后，获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观大庆油田和鞍山钢铁公司。我于1978年夏天在艾青家认识闽籍知名诗人蔡其矫，返港后，我写了一篇《速写抒情诗人蔡其矫》，发表在香港《新晚报·风华版》。发表后，曾寄奉艾老指疵。《艾青诗选·自序》即是《在汽笛长鸣声中》。香港《海洋文艺》乃刊物，我曾在那里当编辑，主编是吴其敏先生。
②《在汽笛长鸣声中》是艾青复出后第一本诗集的序言，是高瑛大姐之前寄给我并转送《新晚报·风华版》刊登，结果报纸出来后，发现有不少错字。信中提到的《中国文学》是英文版，由作家凤子的美国籍丈夫当主编。艾青早年在法国习画，认识不少画家。他问笔者需要什么画，我不便造次，所以一直没敢请他代向画家索画。他后来在1979年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途次香港，捎了一帧张仃的焦墨山水画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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