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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人类健康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在欧美国家，体育经济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10%以上，而2011年我国的体育经济仅占GDP的0.58%。这说明我国体育的经济价值远未被挖掘出来，市场潜力巨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把握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让体育经济走出“价值洼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
体育经济面临的新环境
体育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为体育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体育热”使我国不仅成为全球体育用品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也成为世界第二大体育用品消费市场。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全民健身工程的大力推进，体育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体育经济提出了新要求。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消费结构正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体育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多层次。例如，社会生活中出现了面向青少年的体育培训业、面向老年群体的“白发健身业”、面向都市白领的体育俱乐部等等。这就要求体育经济要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体育经济是必须补齐的“短板”。近年来，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的成就世所瞩目，但不容忽视的是，现阶段我国国民整体健康状况堪忧，“金牌大国”远非体育强国。实践表明，一个体育强国需要由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共同支撑，中国必须摒弃“重竞技、轻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观念，促进体育与经济的高度融合，做大做强体育经济，以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经济全球化、体育国际化给体育经济带来新挑战。经济全球化时代，现代体育经济走向全球化、集约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一些大型运动用品跨国公司垄断国际市场的现状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给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带来外部压力。
发展体育经济的瓶颈
传统管理体制制约。当前，阻碍体育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主要是管办不分的管理模式。在该模式下，体育管理部门集管理机关、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和企业法人四种身份于一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仅缺乏实现体育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动力，反而用金牌“绑架”了诸多资源。由于工作的开展紧紧围绕狭隘的竞技体育，故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有效需求不足。体育经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参与程度。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参与性和观赏型消费明显低于体育实物消费。尽管潜在的消费群体庞大，但由于缺乏科学引导，潜力难以释放，导致体育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因此，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把体育真正还给社会、还给人民，才有可能带来体育经济的市场化，带来体育产业的未来繁荣。
体育经纪人缺乏。体育经济的发展需要既懂体育，又懂经济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而现阶段，我国的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他们一般只熟悉体育工作，而缺乏对市场运作及其规律的深入了解。目前，全国仅有600多人获得国家体育经纪人资格，这一数字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
后北京奥运会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务和转型要求，突破体制约束，走出“价值洼地”，其本质是坚持体育经济与体育事业协调发展，实现体育资源与利益的再分配和再调整。
加强“顶层设计”，形成结合型的管理体制。要加快体育行政部门从“办体育”向“管体育”转变，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化运作；鼓励社会体育消费，使群众体育由福利型向消费型、由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形成充满活力的群众体育管理体系。
拓展资金筹措渠道。要建立和健全体育产业投融资制度和政策。确立企业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引进多样化、市场化的筹资方式，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和渠道，积极引进风险投资机制；扶持民营体育企业，吸引民营资本参与体育产业；充分利用体育基金和体育博彩业，发展BOT等新型投资方式，形成多元所有制并存的体育产业发展格局。
尊重市场规律和职业体育发展规律，开放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市场化、社会化、商业化进程。打造中国的顶级职业赛事，进一步放开体育赛事经营权，促进民间资本和体育经济紧密结合，提高体育事业为社会服务的整体效能。
打破体育市场的地区性和封闭性，建立全国有机统一的体育市场体系。积极探索体育无形资产开发模式；支持体育企业创建自主品牌；鼓励高校开展体育产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培训工作，为体育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储备。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本文系山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041032-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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