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 千古绝唱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当代杰出的诗人。柳亚子先生曾以“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的诗句赞之。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即爱好诗词，与朋友即有诗词唱和及对亲友的悼亡、送别之作。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即使在戎马倥偬和日理万机中，也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爱好，乐此不疲。但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却鲜为人知。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诗词或则以为是旧体，怕贻误青年；或则以为诗味不多，因而历来不愿意公开发表。据美国施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载，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七十首汇集付印，题名《风沙诗词》，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但由于战争环境，这本诗集未能流传下来。直到抗战时期，才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向世人披露了他的诗作，这就是《长征》诗。此后，再一次为国人所知，轰动整个重庆山城乃至全国的，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先生“索句”之请而书赠柳亚子先生的《沁园春·雪》，当时赞赏者有之，攻击者有之，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新中国建立以后，1957年《诗刊》创刊时首次得到毛泽东同意正式发表了《旧体诗词十八首》。毛泽东诗人之名遂风靡全国。此后，又接连发表了《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送瘟神二首》《词六首》《诗词十首》《词二首》等。从此，毛泽东的诗作，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全世界也广为流传，甚至为外国政治领袖所熟知、引用。

    毛泽东去世之后，为了缅怀和纪念他的伟大业绩，或在他的忌日，或在他的诞辰，又陆续发表了他的几首诗词。发表最多的一次是1996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除将毛泽东生前发表、并经本人亲自审定的诗词全部收录以外，还收入了早已在民间流传，但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发表或不打算发表的二十八首诗词。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作为附录又增加收录了毛泽东诗五首。此外，近几年来在多种书籍、报刊中也披露了毛泽东在各个不同时期，包括青少年时代和晚年所写的若干诗词。这样，我们迄今所见的毛泽东诗词已达一百多首。其实，毛泽东一生的诗作远不止于此。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曾一次抄给周世钊几十首诗词，可惜大都散失了。在延安所印《风沙集》，1946年美国汉学家罗伯特·佩恩到延安多方寻找，始终未能找到，只得到《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和《沁园春·雪》三首。陈白尘在《回忆〈词六首〉的发表》一文中说，1958年春，《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集了近二十首毛泽东诗词，送请毛泽东审订发表，毛泽东只从其中挑出了六首词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当时收集到的近二十首诗词，后来是否都发表了，尚不得而知。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常读元曲，他还创作过曲的小令，可惜至今未见发表。

    毛泽东创作、修改、审订、发表自己所作诗词的情况，历来也很少为外人所知。其个中原因，诚如毛泽东所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除此之外，也有的出于遵守纪律和保密的需要，即使知情者也守口如瓶，人们只能从个别发表的毛泽东书信中、毛泽东手书中以及与毛泽东交往较多的郭沫若、臧克家、周世钊、李淑一等人的谈话和文章中见出一点端倪。“文化大革命”中，开始流传毛泽东对自己所作诗词的批注和对一些诗词的解释，但那些多系传抄，真伪莫辨，甚至以讹传讹。毛泽东去世以后，大量的回忆录和传记著作以及《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墨迹选》等相继出版，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使我们对毛泽东诗词创作过程，以及修改、审订、发表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毛泽东诗词的手稿和发表、出版情况，可以充分地看出毛泽东对于诗词创作的态度是极其严谨审慎、一丝不苟的。我国古代就流传推敲的故事，毛泽东同样如此。他曾经说过：“许多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臧克家也讲到，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出版前，亲自开列名单，征求意见。名单中包括朱德、邓小平、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包括若干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臧克家在这次座谈会上用便条写了二十三条意见，居然被毛泽东采纳了十三条，至于请郭沫若、臧克家以及其他接触较多，或身边工作的同志提意见，则更是经常有的事。甚至一些素昧平生的老教授、青年学生写信来提出一些修改和订正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因而毛泽东的“一字师”“半字师”被人们传为美谈。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创作过程中和创作完成之后做了大量的修改工作，甚至在正式发表和出版多年之后，还不断地进行校正和润色。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吴旭君回忆，从1963年3月以后，直到1973年冬，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因而，毛泽东诗词成为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和诗坛的千古绝唱，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毛泽东对其所作诗词的修改，大致上有五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准确地表现作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深化和挖掘作品的主题，使之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立意，抒发作者浓郁深厚的情感。最为著名的例子，要算是《念奴娇·昆仑》中将原作的“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这两个字的改动，力重千钧，表现了毛泽东由昆仑山的多雪而引起的奇特而丰富的想象，不仅要为中国人民消灾，而且要让全世界人民都来共享改造昆仑的成果，为全人类造福。前面讲到了“欧”“美”这里再加上“东国”，就概括了全世界。这样，就使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更加完整、全面，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更富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感染力。再如《贺新郎·读史》，手稿中原先写作“洒遍了，郊原血”，后来将“洒”字改为“流”字，这一字之易，加重了诗句的分量，也使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从而加深了作品所要表现的深刻的历史内涵，正如《毛泽东诗词选》编者在注释中所讲的，这句话指出了“人类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各种苦难和战争”。在我国历史上不是曾有过血流漂杵的成语吗？同时，这样一改，与本诗中所写的“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扣得更紧了。再如《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郭沫若曾经看到原稿“随心”作“无心”，“着意”作“有意”。这虽然也是一字之差，但这两句诗的主体却不同了。原来的主体是“红雨”“青山”，经过这样一改，这两句诗的主体，就成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热情地讴歌了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又战胜了对人民身体健康危害最大的“瘟神”——血吸虫病，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阔步前进。

    其次，毛泽东通过对其所作诗词的锤炼和润色，使抒情达意更加形象生动，语言更加准确、凝练。《七律·到韶山》，据周世钊说，他看到早年这首诗的末句是“人物风流胜昔年”，经过几番修改以后，才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拿原作与修改稿相比较，这两句诗的意境不大一样。原句虽然内容也很好，但毕竟是一个说理的句子，而修改后的诗句却展现了具体生动的形象。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这一修改，正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一艺术规律。读了修改后的这个诗句，我们仿佛看到农民经过一天的辛勤劳动，在夕阳的余晖中踏着歌声归来。这是一幅多么富有诗意的美丽的图画！《沁园春·雪》“原驰蜡象”中“驰”原作“驱”。在上古汉语中，“驱”和“驰”这两个字都有“赶马”的意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驰亦驱也，较大而疾耳。”后来，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驱”和“驰”有不同的含义，“驱”保留了原义，“驰”却增加了马的动作的含义，因而在这里将“驱”改作“驰”，与诗意就更为贴切、准确。而且将北国的雪中山脉写得仿佛动了起来，使读者可以想象到北国的雪中风光何等雄伟壮丽！

    第三，毛泽东对所作诗词的修改，有不少地方是着意调整用字用韵，使之更加符合格律的要求。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这表明了他对写作格律诗词的见解。诚然，毛泽东的诗词对传统的格律，有很多突破和创新，但从总体上来看，毛泽东绝大部分诗词都是符合传统诗词的格律要求的。譬如律诗一般的在同一首诗中不用同字。特别是对颔联和颈联要求更加严格。《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其中的“水拍”原作“浪拍”，这就同“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浪”字相重了。所以后来作了修改。《毛泽东诗词选》中作者自注说明了这一情况：“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中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这样虽与第二句的“水”字重复，但总比与第三句的“浪”字重复为好，且两个“水”字含义不同。同时，根据我们所见到的最早收集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的《毛泽东同志长征诗》所载，这句诗中“云崖”原作“悬崖”，后来在《诗刊》正式发表时改为“云崖”。这样修改以后，这一句和下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作为律诗的颈联，对仗就更加工整了。“云崖”和“铁索”，不仅整个词相对，而且词的内部结构中语素与语素之间也相对。再如《七律·登庐山》中“跃上葱茏四百旋”中的“旋”原作“盘”。按照韵书“盘”属上平声十四寒，“旋”属下平声一先，修改以后，“旋”就与本诗中其他的韵脚“边”“天”“烟”“田”一致起来，同属一个韵，读起来就更加音韵和谐、铿锵有力了。

    第四，毛泽东对所作诗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还表现在对于写作过程中偶尔出现的笔误和排印中出现的错误，只要发现了，都一一地加以纠正，并且连某些词原来有不同的书写形式，也使之统一起来。《沁园春·雪》写赠柳亚子先生的手稿中“原驰蜡象”的“蜡”原作“腊”。有一次臧克家和毛泽东见面时，提出“蜡”字比较好讲，并且正好与“银蛇”映衬，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臧克家的意见，在正式发表时作了修改。又如《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中“薜荔”，原来写作“薜苈”，对于这一词如何理解，在毛泽东诗词研究者中，当时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后来于1957年正式发表时改为“薜荔”，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再如《水调歌头·游泳》写赠黄炎培先生的手稿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一句按照词谱，上六下五或上四下七均可，而根据句意，这里作上六下五较好。后来正式发表时修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第五，毛泽东所作诗词总是精心地制作标题，并且审慎地标明写作日期，这好像看来只是对文字作一些技术性的处理，但实际上对于读者了解诗词创作的时代背景，正确地理解诗词的内容和对诗词进行艺术欣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沁园春·雪》《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六首》，在最初的手稿中和初发表时，都只有词牌，后来陆续加上了标题。《七律·到韶山》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时还没有标题，过了不几天，1964年1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就加上了现在的题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标题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斟酌的，因而十分精当贴切。《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和”原作“赠”，《蝶恋花·答李淑一》初发表时作《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由两个“赠”字改为一“和”一“答”，这就告诉了我们：有和作必有原作，有答诗也必有引起创作此诗的缘由。至于《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什么开始写作“游仙”后来又改为现题呢？我们从毛泽东给李淑一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他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也许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改题的原因吧。

    毛泽东1945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书写过一则题词：“诗言志”。这正是“夫子自道”。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代领袖，他的诗词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直到他去世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历程，展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作为集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于一身的杰出领袖人物，毛泽东的诗词又是他一生的政治理想，生活追求，哲学观念，思维方式，生活阅历，切身感受，思想境界，人生情致，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的反映。古人说：“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