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量化与评议的平衡

    《学术评价:超越量化模式》（《光明日报》12月18日《光明调查》版）一文，指出了学术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提议加强同行评议的份量。这对于提高学术产品的质量显然是助益的。道理很明显，在行政干预下的过度量化评价，虽然可以拉升学术产品的数量，包括带来诸多低水平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却无法解决提升质量和持续创新的问题。

    不过，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改革评价制度的过程中，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倚重同行评议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 由于该方法更多地依赖专家的个人知识和主观判断，因而对评价过程的公正性尤其是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学术界也存在争议。特别是考虑到社会上“官本位”和“拉关系”的陋习，不乏一份权力和人情“吃掉半个民主和半个法制”的事例。因而，对于同行评议中可能出现的权力滥用和“拉关系”等负面因素，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很有意思的是，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推进量化评价的初衷之一，也在于降低专家主观评价中的偏误。曾几何时，量化指标的滥用又成了新一轮纠偏的目标。由此可见，从缺乏量化的学术评价到过度量化的评价，再到强调质量和创新的评价体系(包括重视代表作和同行评议)，在操作层面上有关公正学术评价的脉络开始清晰起来。这意味着我们要在量化指标和同行评议之间找寻适度的平衡，在强调质量和创新的基础上，在增进同行评议份量的同时，要加强评议过程的透明度，切实搞好普遍的权力制衡并建立问责制。

    换句话说，同行评议需要在法治参与框架下的恰当运用才能使其偏误降至最低。否则，专业评审如果扛不住诸多非学术诱惑，例如权力、人情和既得利益的纠葛，会不会成为下一轮纠偏的目标？至少，近期《光明日报》的“透视职称评审制度”系列报道已在大量谈论上述干扰。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