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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12月29日 星期六

    医学研究还可信吗?

    作者:撰文 查尔斯·塞费 翻译 郑奕宸 《光明日报》( 2012年12月29日 05版)
    “提线木偶”

        在美国,制药公司将金钱源源不断地投给那些名气很大的科学家,试图利用他们的研究推广自己的产品——这股浊流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在学术腐败的浓重阴影下:

     

        当罗伯特·林赛(Robert Lindsay)在20世纪70年代初决定成为一名医学研究者时,他并不是为了钱。他的研究领域——激素对骨骼的作用——当时还是一潭死水。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让世界看到自己的好机会;他也希望能帮助千千万万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当人身体老化时,骨骼的自我重建常常会赶不上正常消耗的速度,导致骨骼变差。当时世界上没有人(包括林赛在内)详细了解这个过程,但是人们确信激素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女性在绝经后不久就患上了骨质疏松,很可能是快速下降的激素水平打破了骨质形成和破坏的平衡。因此,林赛推断,用药物补充激素也许可以阻止骨质疏松恶化,甚至可能恢复骨质。在一间简陋的小诊室里,林赛开始了雌激素替代疗法治疗绝经女性骨质疏松的临床试验。这使他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后来,林赛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引起了制药业的注意。搬到海伦·海斯医院(美国纽约北部的一个治疗中心)后,他于1984年发表论文,确定了抗骨质疏松雌激素药物“倍美力”(Premarin)的最小有效剂量。这一发现意味着数百万女性可能为治疗骨质疏松使用这一药物,美国制药商惠氏公司(Wyeth-Ayerst Laboratories)也开始关注林赛。事实上,惠氏请林赛担任了宣传视频《骨质疏松:可以避免的悲剧》的作者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惠氏公司卷入了一场“倍美力”的专利权官司。这时,林赛已经是一名坚定的惠氏拥护者了。他反对批准这一药物的通用版——虽然通用版能让患者更容易获得治疗,但会影响惠氏的销量。他的理由是,通用版可能与原版不完全一致。这个理由的确在一些药物中是成立的,但他的意见“正好”与惠氏公司的立场相同。后来在1995年,他告诉美联社,“不能等批准之后再来后悔。”林赛和惠氏等制药公司的密切关系保持了数十年,但这并不太为外人所知。随后,他开始让惠氏公司起草冠以他的名字的论文,并收取该公司给他的数万美元。

     

        真正的丑闻并非是林赛的所作所为,而是他的情况非常具有普遍性。在过去数年中,制药业想尽办法把大量的金钱塞进独立医学研究者的口袋。这些研究者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公司所经营的药物相关。这已经不仅仅是公司和研究者之间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系统——包括提供研究资金的组织、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学术刊物以及专业学会,等等。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提供证明“利益冲突”(“利益冲突”通常指个人或组织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具有的个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从而向自身或与自身有关的利益相关方作出偏袒或优待的不当行为——编者注)存在的支票和账单。相反,这些组织互相推诿责任,使得研究者和药物公司之间可以轻松地来往,并将他们的企图掩盖起来。

     

        “整个医学界,包括学术研究和医学教育界,没有一处不受到无孔不入的产业利益的影响。”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社会学家埃里克·坎贝尔(Eric Campbell)说。这些关系并不总是坏事。毕竟,如果没有制药业的帮助,医学研究人员就不能将他们的想法变成新药物。但是坎贝尔认为,这些关系也使科学家们开始追求贩卖药物而非创造知识。

     

        研究者和制药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多种形式。比如“讲师团”:制药公司提供资金,让研究者(他们通常坐头等舱)到全国各地;演讲:演讲的内容和幻灯片常常是公司提供的;代笔:制药公司起草一篇论文,有偿地让一名科学家(“客座作者”)冠名,再送往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还有咨询:即公司招募研究者作为顾问。“研究者以为公司想要的是他们的智慧,但实际上只是他们的名声。”《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前任总编玛西娅·安杰尔(Marcia Angell)说,“一位著名的、资深的、经常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并撰写教科书和论文的研究者,其作用不亚于十万名推销员。”

     

        对同行评审期刊的研究表明,制药业的投资正在破坏科学的客观性。2009年《癌症》(Cancer)的一篇研究论文表明,“不知为何”,与论文作者保持客观公正时不同,与制药公司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受试者似乎会活得更长。——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药物的批准与否,取决于本应是独立的研究。当一种药物功效与宣传不符,退出市场甚至被标为危险药物时,背后常常有科学家收取金钱的痕迹。例如,2005前后,当患者为另一种药“倍美安”(Prempro,曾被发现与乳腺癌、中风及其他一些疾病有关)起诉惠氏公司的时候,惠氏公司的代笔与客座作者的出席成为了案件的中心部分。当默克集团(Merck)的止痛药“万络”(Vioxx painkiller,可能导致心肌梗塞和中风)出了问题时,官司也涉及到了制药业对研究人员的金钱投入。在一项关于“万络”的研究中,学术研究者显然在默克公司资助的一个项目上签了字,而相关的数据分析全是默克公司做的。根据2010年《英国医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对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 mithKline)的糖尿病药物“文迪亚”(Avandia,之前有起诉其增加心肌梗塞风险)发表有利观点的研究者中,有87%与该药物生产商有经济联系。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委员会讨论是否将“文迪亚”下架的时候,发现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从葛兰素史克公司拿了钱。

     

        科学界认为,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答案是信息公开。学术期刊、提供资金的组织以及专业学会要求,研究者们公开地向研究对象、同事以及所有与他们研究有关的人员宣布自己是否卷入了可能影响客观性的经济关系中。这样,学术界就可以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合乎伦理,及研究结果的可信任程度。这是一种荣誉制度。研究者常常不报告“利益冲突”——有时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问题。

     

        理论上说,美国存在保障体系——即使研究者有意无意不报告,也有多级检测确保“利益冲突”被揭发。如果研究者不报告“利益冲突”,其工作的大学或医院就有义务查明并报告。如果大学或医院没有履行揭发义务,那么提供大部分研究资金的政府机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就应该介入。不幸的是,这个保障体系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研究所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的政策执行力很弱。”美国乔治城大学药理生理学系教授阿德里安·福赫-伯尔曼(Adriane Fugh-Berman)说。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不仅不执行法律,防止制药业操纵研究者所带的来可怕影响,甚至可能还纵容这种现象。

     

        美国国会一直尝试通过立法阻止医学研究的腐败。2010年,作为医保改革系统的一部分,美国国会通过了《医生收入阳光法案》(Physician Payments Sunshine Act)。这一法律要求从2013年开始,所有制药公司和医学仪器制造商必须公布他们放入医生口袋中的每一分钱。由于大部分(但不是所有)医学研究者都是医生,理论上这些信息将帮助大学、研究性医院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现受到资助的研究者是否可能有“利益冲突”。但是,业内人士也承认,如果没有人充分利用这些公示信息,它们就一文不值。

     

        作者简介:查尔斯·塞费(Charles Seife)是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著有《数学欺骗的“黑魔法”》。

     

        (本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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